我的童恋

    我成了哑巴，大家也没大伤心。我自己也没大伤心。因为大家一致认为我只是暂时的哑，往后肯定会好的。当然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我好了没多久，三姐就病了，腿疼得伸不直。

    那时我们家来了一位跑江湖的孟叔叔。他是父亲的朋友，还因祖母搁的那个舅婆也姓孟，于是与父亲表兄相称。说是跑江湖的，其实就是个流浪汉。据说还唱过戏，父亲由此收留了他。孟叔叔会点小拳脚，会看病，与邻居肖伯母是远方的表亲。只是肖伯母并不记得他这房远亲。见三姐腿疼，就自告奋勇的帮她治。将三姐腿上烧唧筒子，烧得青一块紫一块，烧得三姐哇哇大叫。烧了好久，也没见好。

    我从竹床起来后，三姐又躺了下去，祖母可急坏了。背着三姐到处去求医，还真跑到了从前哪个柑子树村，去找哪个菩萨。老菩萨早死了，新菩萨说三姐的腿是祖父弄的，治不好。但祖母还是给三姐求了一副茶，三姐喝过那茶后，腿似乎有些好转。

    祖母回到家，无不在屋里大声叫骂祖父，死了也不叫她安宁，真是一生的祸害冤家。

    其实三姐的腿是骨折，更确切的说，是打兵乓球骨折的。那时故河口村小成立了兵乓球队，三姐是主力。不料这场赛还没比，三姐就永远不能上球场了。因为训练过猛，将腿骨折了。三姐的腿骨折了，没治疗，还到处求神拜佛，怎么得好呢？最终导致了骨髓炎，一辈子都没好。从那时起，三姐就不上学了，专门在家整腿子。等长大，腿倒是好些了，却也没再去上学。

    但这些小小的磨难，根本不足以影响我们童年无限的渴望与梦想。二姐做的饭上蒸着一皮皮的糍粑好香，白幽幽的冒着热气。看着都留口水。二姐用文缸子煮的土豆也很香。煮饭的米浆和着锅巴哒成粥，又香又浓的也好吃。总之，那时的神奇就是每每什么东西，都是好吃的，每每什么事情，都是好玩的，无穷无尽的乐无穷。

    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雨天，大家都不忙活了，父亲也在家。于是孟叔叔就主张唱一曲大戏。肖伯父，父亲与孟叔叔在后门口端坐好了，一人捏着一把二胡，架着一锣鼓，边拉边弹边敲边唱。唱的是《送货路上》的湖南花鼓戏，《七仙女下凡》的黄梅戏等。每曲戏都用不同的调唱几遍。音域广阔多变。唱着唱着，就把全队老少都唱来了。于是家里便如开了演唱会，想唱的，会唱的，无不都来一曲。父亲也越唱越有劲，将那昔日的明显风采可谓展示尽了。

    往后学校有什么开学典礼之类的活动，父亲总要上台唱一曲。唱得师生欢动，将舞台围得水泻不通。直围得父亲唱戏摆动身姿的空间都没有，这会也开不下去，就散了。父亲便被人群挤得抬了起来。

    父亲的演讲也是最生动朴实的。不用草稿。不是父亲不用，而是父亲写不全那些字。父亲的“不当邀鸭佬”的俗语在村上成了名言。人一说某人工作不积极或做事不勤快，都会用到这个“典故”。父亲的邀鸭佬引申意味就是幺鸭佬。你说一个人邀一群鸭子，到底人在最前还是最后呢。在父亲这里，幺鸭佬指落在最后的那个人。这个形象的比喻，真是折服了所有老师。成为他们时常拿出来教育学生的“典故”。还或父亲在办公室时，我就从那门前走来走去，直到老师出来了碰见，就对父亲说：“陈主任，给你女儿两分钱吧，难得碰见你这个父亲的啊。”于是父亲就给我两分钱，两分钱可买到一个发饼。

    这些小小的事儿，将我的童年连缀得丰富异常。都因长辈们的开垦，那片土

    地上建成了一座座平安美丽富饶的村庄。

    鹿女还如父亲一样成组过戏班，在辗磨坊的空地搭起一个戏台，扮的扮小姐，扮的扮公子，度着方步，拉着腔调，将戏唱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小姑的女儿春春，拉着个板凳，在台下跑来跑去，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坐在凳子上看我们唱戏。可她却很害怕去我们家，每次看完戏，飞也似的跑到祖母家了，找四婶子要东西吃。春春说：“大舅妈家的姐姐们都好看，可大舅妈骂人的声音实在太吓人了，都不知道是骂我，还是骂姐姐们呢？”

    春春年纪虽小，却懂许多事儿，也时常跑到二婶子家去玩，堂妹凤子与霞子比她大不了几岁，正好做伴。春春说：“二舅妈虽冷漠，但很少骂人，家里饭也吃得准时。”不似我们家的母亲，总是忙到月亮升起来了才回，晚饭真是吃到鸡子叫。边吃边打瞌睡，一打瞌睡，少不了还要吃老妈的顶拱。你说悲催不悲催。

    母亲欢乐的时候，也随父亲一起唱戏。母亲最拿手的莫过于“刘海砍荞”。老家在湖南或临近湖南的，大多会唱。母亲更不如说，唱起戏来，一点也不亚于舞台上的名角，扭动的样噶子真是个胡大姐呢。

    卸下戏妆，母亲便将在舞台上的尖嗓门发挥到骂我们了。也发挥着她娇小玲珑身躯中无尽的忧愁与烦恼。无非农田琐事的烦恼，小我的烦恼。用父亲的话说是：“你有啥好烦恼的？天踏下来有人顶，你只管做好你田间的事。”的确，母亲只管做好田间的事就行，其他大小事都是父亲主持。可母亲还是有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