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爸爸从部队转业到山西省太原市，被安排在太原市政府工作。1955年，奶奶，妈妈，哥哥和我，作为家属，从湖南省湘潭市迁居到太原，那时我3岁多。

    我们住在新建路市委宿舍西院——这是一大片平房，分成一排一排的。我家五口人住一间半房外加一小间厨房，总面积大约30平方米。爸妈住半间，奶奶、哥哥和我住一间。厕所是公用的，每排十户公用一男一女两个厕所。每排十户共用一根自来水管，水管安在院子里。

    我妈妈读过师范学校，被组织上安排到太原市的一所小学教书。哥哥7岁了，爸爸送他到新建路小学读书，我则被送到市委机关幼儿园。我7岁时，也上了新建路小学。

    我家隔壁的张叔叔是市委机关开小车的。他家也是五口人，除了他，还有他老婆，一个小子两个闺女，住的房子跟我家一模一样。他老婆是从农村来的，没有工作。他大闺女叫张燕妮，也在新建路小学读书，还跟我是同班同学。小子是他家第二个孩子,叫张蒙山。小女还在学走路，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是什么，因为全院子的人都叫她妞妞，我也叫她妞妞。

    那时小学生下午放学回家，或星期天休息在家，是没有电视看的，全部的娱乐活动就是各家的娃娃们聚在院子里或小巷里，玩各种游戏：拿着假枪玩打仗，跳橡皮筋，跳格格，踢毽子，放鸽子，捉迷藏，春天里放风筝，等等。我哥喜欢养鸽子，蒙山跟他是一伴。可能因为是同班同学又是紧邻，平时见面多，我跟燕妮是一伴。即使没有其他玩伴，我俩在一起也玩得很好。偶然小朋友之间发生争吵时，不是她帮衬我就是我帮衬她，为这事儿其他邻居还取笑，说我俩是一家子。有时我俩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屋前院子里一起做作业，有商有量的，家里大人们看着挺高兴。

    我奶奶六十大寿那天，爸爸给她买了一盒高级蜜饯，她取出一些给我和我哥。我那份只吃了一点点，留下的后来和燕妮一块儿分享了。她说：“这是什么呀？真甜，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她说这话我信，因为她家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她家只有她爸一个人挣钱，养活五口人，生活比我家困难，她妈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和燕妮那时还那么小，都不省事，关系就能那么亲密，亲密程度近似于现在所谓的“情人”。我坦白，我和她有过几次“小小的身体接触”。这种“小小的身体接触”是这么回事儿：在一排宿舍的尽头，公厕旁边，有一旮旯，很背，我俩假装上厕所，在那里“私会”。我双手捧住她的脸蛋儿，吻她的小嘴，而她有时会左手拉住我的袖子，右手摸我的下巴，或者捏我的鼻子。我俩谁也不吱声，惟恐被人听见；几分钟完事儿，然后赶紧离开，惟恐被人撞见。现在回想起这事儿，真够大胆、够出格的了，那时我们才7、8岁呀！万一被人发现，传开去，我不被我爸打死才怪！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开放，行为没有现在浪漫，太原的女性，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丫头片子，穿裙都怕露出小腿肚！

    长大一点后，我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儿了。我们在家门口，在学校照面儿时，会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交谈。我们有时用眼睛交谈，心领神会彼此的意思。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爸调离了太原市政府机关，到河西一家工厂工作。

    关于我爸，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我爸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电气工程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我爸作为在校生应征入伍。可他没有被派往朝鲜战场，而是留在北京，做后勤工作。1953年战争结束，1954年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被调到太原市工作，据说是为了支援地方。

    这次从市政府调到工厂，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他说：“坐机关这么些年，把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都荒废了，不如下去做点儿技术工作。”我妈对我说：“你爸爸到了工厂，就是工程师，能分到大点儿的房子。”

    刚得知父亲调动的消息时，我着实愁了几天。我以为我们会搬家，一旦搬家，就会跟燕妮分手。幸好不久听到父亲说，家不搬了，因为厂方暂时没有合适的房分给我们，而这边也不催我们交房。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也是这一年，燕妮的爸爸从市委机关调到十三冶（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当了汽车队长。我听说后赶紧向燕妮打听，他家会不会搬走。燕妮喜滋滋地告诉我，他们不搬家，原因跟我们的一样。

    这两波之后，我变得心事重重。我深怕有那么一天，我家或者燕妮家会搬出去。如果新单位给了房子，家里大人们说声“搬”，我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办法阻止呢？

    1964年，我12岁半，升了初中，到12中读书。12中跟市委宿舍西院是紧挨着的，我上学去走十分钟的路就到，从来没有迟到过。燕妮也在12中读一年级，但是我们不再同班了。不同班有不同班的好处，那就是不再被班里同学取笑，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被同学配了对儿的。在学校里，我们像是疏远了，可是一回到家里，见面就有许多话说。有一次，我还背着家人请她看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选择地点不是附近的新建路礼堂，而是很远的五一路电影院。

    有一天她在院子里晾晒衣服，我看见她那红红的脸庞，大而亮的眼睛，突然觉得她长得很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真古兰丹姆；真古兰丹姆从来不笑，而她笑起来能让人甜到心里。我认识她好些年了，从来还没有这么仔细的观察和欣赏她。

    后来我像着了魔似的，上课、做作业常常走神。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数学小测验，我居然只得了20分！

    我爸对我和我哥的学习从来都盯得很紧的，可能是从我同学那里获悉我考20分的消息，回来不仅把我臭骂了一顿，还差点儿动手打了我。我看见他骂我时，手都在抖。

    我妈为此找到12中了解情况，回来问我：“上星期五上数学课你干什么了？怎么老师讲的几个数学公式你一个也没记住？”

    我说：“我打瞌睡了。”

    我妈说：“奇怪了，每天也没让你少睡觉啊。以后每天提前半小时上床，晚上睡觉别胡思乱想的！”

    我答应：“嗯。”

    这次数学小测验对我来说是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次的20分，被我视为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一辈子！

    1966年，苦难降临到我家。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被划分为“黑五类”，不准参加红卫兵，还被人辱骂为“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这是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我申辩说我爷爷只是个小资，而且早在1951年就去世了，可是根本没人理睬我。我说我爸参过军，可他们说，抗美援朝时什么人都可以参军。有个姓高的头头一点儿也不念及同学之情，勒令我和其他“狗崽子”排成队唱语录歌，还让我们互相检举揭发。我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人面前抬不起头。让我更为心酸的是，燕妮也不理我了。我明白，她现在是“红五类”、红卫兵，是婆罗门，而我是首陀罗或者贱民，我和她之间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回家见到母亲我就想哭，但我总是低着头走过去，不让她看见我的泪眼。

    我爸爸在他那个厂里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天天挨整，不准回家。

    我奶奶六十多岁了，成天在家不敢出门，一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就坐立不安，深怕街道红卫兵来揪斗她。

    我妈妈每天从学校回来，不停地做家务，有时去河西看我爸。

    过了不久，情况有了变化，那个姓高的失势了，没人骂我们“狗崽子”了。

    又过了不久，我爸可以回家了，停发的工资也恢复发放了；我奶奶也敢到院子里走动走动了；我妈脸上有了笑容。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急促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燕妮。

    她先喊了我的名字,“刘文强，你等等,”然后问我,“你想不想参加‘红旗’”

    我当然知道“红旗”是干什么的，它的全名是“红旗革命造反兵团”，是12中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对内掌着12中的权，对外则联合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跟社会上保守派对抗，表现很强悍。我哥就是“红旗”的，经常不回家，爸妈数落他，他不听。

    我问：“你现在是‘红旗’的什么官？”

    她说：“我啥官都不是，我是兵，但是如果你愿意参加，我可以去说一声，准成。”

    我没应她，低头继续走我的路。她跟我成一排一直走到各自的家。

    我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我“落难”的时候她曾经“抛弃”过我而跟她治气，而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大忙人，成天在家“干私活”，没功夫跟着学校那帮楞小子胡闹，但一时又没想出个好借口回绝她。我所谓“干私活”是指：在我爸妈的辅导下自学初三和高一的语、数、理、化和英语课程，兼学小提琴。我爸说过，“现在的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不读书，长期窝在家里，怎么得了！”又对我说，“我教你拉小提琴吧，艺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我那时算是个听话的孩子，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开始自学后，我就一头扎进书堆，而且扎得很深；跟着我爸学习拉小提琴，也很投入。

    第二天下午，奶奶出去跟人聊天了，我一个人在家拉提琴，燕妮突然推开门闯进来，问：“奶奶在家吗？”

    我回答：“不在家。”

    燕妮笑着对我说：“我舅舅从乡下来，捎来些枣，我妈让我送些过来。”

    她把一小包枣放在桌上，在桌边椅子上坐下了。

    我放下提琴，问：“喝水不？”

    她连声说：“不用倒了，不用倒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都很尴尬。

    还是她打破沉默，问：“你刚才拉的是什么曲子呀？挺好听的。”

    我说：“是《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

    她要我继续拉，我说,“我才学了几句，还拉得像鸡叫,”死活不肯拉。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明天上午八点，汾河边干渠小桥，我等你,”说完站起来就走。

    我惊愕地目送她出了门，呆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解开那小包，看那枣。好大一颗一颗的红枣！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红枣！我掰开一颗尝了尝：真甜！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

    我没心思拉提琴了，坐下来琢磨她出门时撂下的那句话。她说的“汾河边干渠小桥”我当然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宿舍院沿桃园一巷往西走，一会儿就到了，小时候我们院的娃娃们常常到那里去玩，只不过这两年大人们都不许自己家的娃娃们去了，因为社会上很乱，怕出事。我想“她约我出去有什么事儿呢？想劝我参加‘红旗’？不可能为这事儿，这事儿站在家门口就能说的。她有什么事儿了，需要我帮忙？究竟是什么事儿呢？我能帮上什么呢？”我又想：“她家生活困难了？想向我们家借点儿钱？大人们不好意思开口，让她先……哎呀，我都朝哪儿想啊！自从她爹当上了十三冶造反派的头儿，她一家子日子过得风风光光的……”

    想到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我留意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好高……我感到一阵耳热。

    奶奶回来了，我还坐在那儿发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