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讲，王国鼎是偏爱文科的。这事不难理解。因为数理化他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若不是为了考大学，他才不会去看什么几何与代数。
他想，很多题都没有道理。比如一个大池子，说有一个大水管往里进水，一个小水管往外放水，池子何时才能装满水。这不是有病吗？
王国鼎的主要兴趣在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
在文学方面，古今中外，各种流派，他都加以对比分析，记了30多本札记。他经常看的，除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国外川端康成、茨威格、海明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前根本接触不到。不少作家和作品，王国鼎到了大学里才第一次听说。
还有那些刚刚兴起的伤痕文学，王国鼎也很留意。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了小说《班主任》，引起强烈反响。王国鼎在第一时间看到后，就觉得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此后，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开始流行，这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对于这样的一批作品，王国鼎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他想，每一个人都应当好好地反思一下。
当然，他最爱看的还是鲁迅的作品，整个《鲁迅全集》他在大学时又通读了两遍。
多年以后，王国鼎曾自豪地对钟可人说，600万字的《鲁迅全集》，他前前后后通读了10遍。
在哲学方面，除了五卷本《选集》，他又认真研读了厚厚的三卷本《资本论》。另外，他还研究了存在主义、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等原来根本接触不到的哲学流派。
在历史方面，王国鼎下功夫较大的是《资治通鉴》。多年以后，他算了算，这部大书，他也看了10遍以上。
他的眼界进一步打开了。
《资本论》、《鲁迅全集》、《资治通鉴》和《选集》这些书，将在王国鼎的一生中起到重大作用。
书读多了，王国鼎也常给自己打气，你王国鼎就是来自中原一个偏远乡下的穷小子，大学这几年一定要充分利用，决不能浪费半点时光。他也常吟诵孟子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天生我材必有用。男子汉大丈夫，这一生一世一定要顶天立地，干出一番事业来。
书看得多了，王国鼎也动笔写一些文章。
他写的文章，有理论性的思辨，也有文学上的一些散文和随笔。
钟可人曾给王国鼎做过一个统计，大学三年，他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大小小的文章120多篇。有人说，他是当时北京大学在校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
大二时，王国鼎化名“可人”和一位国内研究鲁迅的老专家在北京某家报纸上展开论战，论战一直持续了半年。
读者但见这可人不仅观点独特，而且笔法老辣，喜笑怒骂，寸铁杀人，颇具鲁迅老先生的风骨。而那老专家总是以长者自居，以学者为傲，行文又总是引经据典，慢条斯理，周五郑王，就像鲁迅笔下的老冬烘。论战开始不久，就引起轰动，报纸发行量大增，也成了很多北京高校师生茶余饭后议论的中心。
不过论战很快就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读者对可人的文章反响强烈，纷纷给报社编辑部来电、来信加以支持。而对于老专家，除一些老朋友们碍于情面给以评说外，基本上遭到了一片嘘声。最后老专家被他这个毛头小伙子批得体无完肤，弄得灰头土脸，只好高挂免战牌。而这个可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纷纷猜测。
王国鼎的卓尔不群，自然也让钟可人对他更加倾心。她感到自己的男朋友很不简单，有理想，有追求，有才华，更有一股子干大事的执着劲儿。
在上学期间，王国鼎也常给在家上学的王国栋和王国梁写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能考上大学，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期间，父亲头上的“走资派”帽子已经摘掉，不过老先生对官场早已厌倦，便不再从政，而是到刚成立的山阳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们的家也由王家寨迁到了山阳市。
在大二的一次中文系安排的讲演中，王国鼎竟然一举拿下了第一名，成功当选系学生会主席。
原来，王国鼎早有准备，他觉得自己不仅要能写，还要会说。
在演讲方面，王国鼎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他对钟可人说，冠在丘吉尔名字之前的头衔有很多，除了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之外，他还是一位画家、演说家、作家及记者，他曾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美国杂志《展示》列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
丘吉尔没有读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都是刻苦自学而来，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丝毫不比其在政坛的成就逊色。
王国鼎想，丘吉尔的天赋也许一般，但他努力，有韧性，万事不负输，这些，正是眼下的中国青年，特别是他自己所需要的。
王国鼎看的资料多了，就动笔写了一个《丘吉尔传》，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完稿。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这部传记一直没能杀青。不过，王国鼎认为，他已经通过仔细地研究，汲取了丘吉尔身上的种种长处。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