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计划生育，到1983年的时候，已经非常严了。当时的政策就是“一环二扎三罚”。生一胎的要上环，生二胎的要结扎，如果谁敢生下第三胎，那就要重罚了。这还不单单是罚款那么简单，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公职。

    在那个时代，城里人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国家给予，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双开，意味着一个人就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相比之下，农民们要好得多。他们不存在被双开的问题，但在经济上同样要被处罚，手里没有现金，那就得用家里的粮食、牲口、树木来抵。当然，还要受到皮肉之苦。被抓到的大肚子女人，要挨上一刀是难免的。

    关于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背景，王国鼎是了解的。

    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

    从1970年开始，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当时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已达10亿。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个大问题。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王国鼎到十八寨乡任党委书记的时候，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常态化的管理。

    老百姓们也都知道了计划生育比害眼厉害。

    在机关、学校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当然这类标语还有很多，比如“一环二扎三罚”，“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孩也是传后人”等等。

    在白草湾村部的一面围墙上，王国鼎还看到这么一条惊心动魄的标语“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王国鼎就对村支书白向阳说，向阳叔，这一条标语太剌眼了，还是刷了吧。

    白向阳说，农村人，不往狠里说，他们听不进去啊！你看，王爱民还是个小学校长，他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眼下，他老婆小翠的肚子又大了。

    王国鼎说，王爱民是老师，是校长，还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应当带头啊！

    白向阳说，王爱民说了，老婆不生出一个带把的，他誓不罢兵。

    王国鼎说，噢，他家那四个孩子都是丫头。

    白向阳说，可不是！

    王国鼎想，如果是这样，还真的是难办了。农村人，常说多子多福，如果连一个男孩也没有，不仅自己一家人心不甘，就连那些邻居们也会嘲笑他们。

    乡长吕宏伟就问，白支书，那，王爱民的妻子小翠眼下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把她送到乡里去引产哩？

    白向阳说，早就跑了，王爱民也跑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就一头猪，一个柜子，还有三棵杨树，我们都收到村部了。但他们俩还是没有回来。他们跑的时候，只带上那个正在吃奶的老四，上面那三个丫头片子都扔到家里了，看来是铁了心。为了能让他们回来，我们把王向上关到了乡里的计生办，可不行，王爱民两口子根本就不露头、不照面。

    吕宏伟说，白支书，你关小翠的公公有什么用？要关，你得把小翠她娘家妈关起来才行。很多媳妇都是这样，你把她们的婆婆扣起来不顶用，要把她们的娘家妈关起来才行。

    白支书一拍大腿说，就是，就是。

    这时，几个人正抬着一副沉重的老式柜子往村部赶来。

    白向阳问，这是谁家的？

    有人就说，吴笑天家的。他两个儿媳妇都跑了。

    白明远说，也把吴笑天两口子弄到乡里再说。

    有人就挤挤眼说，白书记，这次抬他们家一口大柜子，已经是很不错了。他们家可是有四个杀猪卖肉的，四把刀啊，谁敢关他们家的人？除非是派出所的李大爽他们拿着盒子炮来。

    听了这话，白向阳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由白草湾到虎头村去的路上，王国鼎还给吕宏伟乡长讲了一个王爱民家的故事。

    原来王爱民他们兄弟姐妹一共是10个，这还不说期间送给别人的两个姑姑。

    吕宏伟问，那王向上两口子就生了12个孩子？

    王国鼎说，可不是，那些年，王爱民他妈几乎是一年生一个。最长的是中间隔了两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村妇女大多都饿得没有月经了。

    吕宏伟咂了咂嘴说，高产，高产啊！

    王国鼎接着说，我听乡亲们说，当年王向上把一根檩条放在当院里，上面挖出了10个坑。这10个坑，就相当于10个碗。每到吃饭的时候，10个孩子就一字排开，蹲在檩条前面。王爱民他母亲便拿起一个大瓢，沿着檩条，一个坑里倒上一碗。王爱民他们兄弟就把头伸在檩条上，哧哧溜溜地吃开了。

    吕宏伟说，王向上这老爷子还真有创意。这不是和养猪差不多了！

    王国鼎说，孩子多了，只能当猪养着。谁家还有精力和能力来娇惯他们？

    吕宏伟说，现在推行计划生育，其实是为老百姓自己好啊！只是他们的还转不弯来。

    王国鼎说，目前这种高压的计划生育措施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想再过几年，可能就会走向一个理性的、常态化的管理模式。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我记得县里的宋光明副书记还说过，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在咱们西山县，也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你想想，县委领导和群众还有这么一种心态，事情就不好办了。

    吕宏伟说，也是的，孩子们站在一起，老大总是显得呆头呆脑，不让生第二个，第三个，老百姓的心里不甘啊！

    王国鼎说，专家们已经论证过了，在美国飞行员中，有40％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专家们还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说，民间所说的“老大憨”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而一般大家庭的老大，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都是起到“半个爹妈”的作用，因此不免会显得忍让和憨厚，而一旦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这种情形就会消失。

    吕宏伟说，有道理，有道理。我得给计生专干们好好讲讲。

    当王国鼎的吉普车向虎头村驶来的时候，躲在深山里的王爱民早就看到了。

    他转身跑到一处林木掩映下的草庵里对老婆小翠说，乡里的吉普车上来了，咱们得小心。

    这个地方，不单单是王爱民一家，相邻地方还搭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草庵。每个草庵里面都住有一个大肚子婆娘。

    这样一个临时形成的草庵村落，并不固定，如果看到山下来了计划生育清查队，他们就会往更高的山上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