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教师节在十八寨虽然搞的很隆重，但王国鼎知道，十八寨的教育水平还很低。

    比如白草湾小学，教学的都是清一色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

    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

    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王爱民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

    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

    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

    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

    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

    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王爱民的女人小翠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

    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

    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西山县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

    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西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

    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王爱民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虽然很一般，但他也是个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是白草湾的乡村文化人。回到白草湾后，不仅当上了赤脚医生，还当上了民办教师。因此，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

    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也就是小翠，早早地娶了过来。小翠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小翠最烦王爱民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王爱民陪她睡觉，王爱民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小翠养得白白胖胖的，王爱民则弄得黄皮寡瘦。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王爱民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王爱民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

    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

    老爷子王向上说，分吧，分了吧，咱们家的人口也太多了。

    这一次分家，不仅仅是王爱民他们独立了，老爷子一气之下把前王爱民的两个哥哥也分了出去。

    两口子独立后，一连生了三个丫头片子，把王爱民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

    因为民办老师的收入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小翠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

    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王爱民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和那次他参加高考一样，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等基础好点的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比如教龄在10年以上的，可以免试转正，这显然是照顾性的。王爱民这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

    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王爱民，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王爱民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这个时候，白草湾小学就王爱民一个公办老师，其他的不是民办就是代课，因此，王爱民又当上了白草湾小学的校长。

    小翠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白草湾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

    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白草湾小学里混。

    后来，王爱民养鱼发了财，还在村里当上了文书，学校也就不大去了。

    王国鼎觉得有必要和教办室主任胡天来谈一谈，把王爱民的校长职务拿下来。另外，全镇的教育水平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胡天来说，行，王爱民现在有钱了，反正他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