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办工作了一段时间，王一民就发现，这个王国鼎有特点，也很有意思。有不少细节，让他显得与众不同。

    有一件是集中收看亚运会开幕式。王国鼎刚当上县委书记，在中国就有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件。那就是1990年９月22日-10月７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胜利举行。

    在亚运会开幕式前，王国鼎特意让县委办主任朱胜利招集了一个常委会，集中收看亚运会的开幕式。

    王国鼎面露喜色地说，现在，我们正需要一件喜事、好事来振奋精神。

    在王国鼎这样一位关心政治的县委书记的影响下，在亚运会期间，西山县的四大班子领导们也记住了这次亚运会是第十一届，吉祥物是大熊猫盼盼，主旨是“团结、友谊、进步”，男子游泳运动员沈坚强获5枚金牌，列个人金牌数首位。年仅17岁的邢芬获女子举重44公斤级金牌，这是那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中国获得金牌183枚，银牌107枚，铜牌51枚，第三次获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还有一件，就是王国鼎能亲自领读大家看报纸。

    1991年的一天，孙梅香找王国鼎汇报工作。

    王国鼎正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最近的一期《人民日报》，上面有一篇对陈云同志所写条幅的解读，他很感兴趣。

    陈云同志对自己所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则条幅做解释说：不唯上，并非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15个字中，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王国鼎心想，老革命就是不简单，似乎是摸不着头脑的唯物辩证法居然用短短的15个字就形象地概括了。

    王国鼎又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陈云的这些话也很适合自己去开展工作。

    孙梅香说：“王书记，又在学习呢？”

    王国鼎笑笑说：“梅香啊，这篇文章不错，是教我们如何工作的。”

    孙梅香说：“在咱们西山，就属你的学问最大，也属于最好钻研。”

    王国鼎说：“你说我学问最大，我可不敢当。你说我好学习，还差不多。学然后知不足啊！陈云的这篇文章，我建议全体领导们都要认真学习一下。”

    孙梅香说：“好，好，我们向你学习！”

    在随后的四大班子集中学习活动中，王国鼎一边把陈云同志的这篇文章做了领读，一边还把如何开展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还有一件，就是王国鼎对苏联解体的深入思考。

    在王国鼎的眼里，如果说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亚运会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那1991年的这件事，则是震惊人心的大事了。

    这件事就是苏联老大哥的亡党亡国。

    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4日由这个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由这个联盟国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解体了。这样，以1917年开创人类新纪元开局的苏联历史就以1991年亡党亡国的悲剧结局。

    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

    王国鼎小的时候就看过不少苏联的小说和电影，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他不由得陷入到了深思：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了呢？

    苏共领导当时也想力挽狂澜，但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苏共未能得到苏联人民及1500多万党员的支持，连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后来，党组织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却没有任何工人、机关工作人员、苏共党员自动集合起来保卫过去的区委、市委、州委，甚至连游行抗议活动都没有。

    这件事在王国鼎的心目中真的是匪夷所思，也实在是触目惊心！

    王国鼎想，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员干部的腐败所造成的严重脱离群众，进而丧尽民心。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当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把一列火车的粮食运至莫斯科向列宁汇报时，因饥饿而昏倒，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消息一传出，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高涨。正是由于高级干部这种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拯救人民的精神，使政权得以生存、巩固、壮大。在饥荒年代苏共的高级干部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列宁下令设立了专供他们保证身体健康的营养食堂。然而，1924年列宁逝世后，即经济有了好转以后，这种营养食堂并没有及时取消，反而成为全苏高级干部特殊化的表现之一。

    从此以后，上行下效，党政机关特供的范围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逐渐向特权演变。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几代领导人，培育了一个特权阶层。后据俄罗斯学者估计，直接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达7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总计达400万之众，严重脱离了群众。

    这是特权问题。还有一个是专制的问题。

    斯大林时期，仅在1935年到1941年开展的肃反活动，就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清洗的党员达120万人。领导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被非法处死。1919年到1935年间，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遇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捕或被枪决。

    军队总数为733人的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镇压579人（包括80名最高级军事委员会中的75名），红军中只剩下154名高级干部。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于是全国上下广泛搜寻“暗害分子”，一大批专家、教授受到折磨，甚至被枪决。在恐怖的社会氛围中，苏联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经过多次政治清洗和组织筛选之后，苏联造就了两类干部：一类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另一类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干部。干部任用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基层组织成为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