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分管科教文卫的副省长,王国鼎觉得比他当山阳市委书记的时候清闲多了。
开始的一段,王国鼎还感到相当兴奋。毕竟,能做一名副省长也是他多年来的愿望。更何况,为了挤掉李大海和齐天俊这两名强硬的竞争对手,他也没少费心思。
K省中部地区的一个大省,王国鼎分管着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文联、社科联等几个部门的工作。全省18个地市,108个县市区,哪里不需要农林水等部位的支持呢。因此,王国鼎觉得,他的话在K省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可是过了一阵,王国鼎就感到有些失落。在省政府的7位副省长中,因为他来的最晚,只能排到第7位。加上前面的省长韩华华,他在省政府的实际排名就成了老八了。他虽然分管了不少工作,但关键性的问题,他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他还要向省长韩华华,常务副省长田冬松汇报。
有一次,他在省政府办公厅走廊里听到有人在小声地议论他,居然说他是“王老八”,王八,在K省,那可是骂人的狠话。
听到这里,王国鼎的心里竟然有了些许的悲凉。他当即发誓,在省城工作,他一定要混到“王老一”的地步,让那些小瞧的人都彻底晕菜。
他在省政府这边排行老八,如果再加上省委常委们,他的实际排名那就在20号开外了。这还不说人大、政协的两位一把手。这样的局面让王国庆甚至产生了明升暗降的想法。
自己当市委书记的时候,那可是一言九鼎,君临天下的。有花不完的钱,有用不完的权。可现在虽是一位副省长,但用权和用钱都要掂量着来了。这让王国鼎很不习惯,也不适应。
下面的几个厅长,因为人家的乌纱帽不在他王国鼎的手里,人家听他的,那是客气。不听他的,也属正常。他这个副省长似乎只有综合协调的义务,而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也不知道别的副省长们有什么感受,反正王国鼎觉得这样的位置虽高高在上,却空得很。
如果长期担任这个副省长的职务,王国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是从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习惯了手握实权的工作。像这样有名无实的职位,他还真的是看不上眼。
王国鼎盘算了多时,他认为在现有的省级领导中,除了省委书记白中杰,省长韩华华,省委副书记汪大洋,省委组织部长罗高,就属省委常委、新州市委书记左向前最实惠了。相比这下,王国鼎要谋取前面那几个职位,难度太大。而如果相攫取新州市委书记这个位置,那还是有几分胜算的。
他干了多年的市委书记,组织上是相信他有抓好一个市的能力的。现在他已经是副省长,要求去干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这一点不能说是过分。只是同为副省级,这个新州的市委书记进了省委常委罢了。
但王国鼎则当选副省长没多久,他还不能将这一点想法流露给任何一个人。包括孙梅香和赵小花。
他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省政府的工作中去,让别人都认为他是心无旁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国鼎经常带着一班人下到各地市去调研。哪里有了洪涝灾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有了病虫害,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的林区有了重大的火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哪里的大型水库需要除险加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放弃了和阿杏的幽会。当然,他也没有多少时间找孙梅香聊天了。在K省广大干群的眼里,王国鼎那可是一位难得的“亲民省长”。他最喜欢的就是到基层跑,同群众面对面地谈心。
但王国鼎是有分寸的,他的工作只限于他分管的大农业领域。他是不会让自己的势头超过韩华华与田冬松的。
就在王国鼎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已让山阳市的公安局长马奔驰抽掉了几名精干的侦察员,来新州市对左向前展开了秘密的调查。按照王国鼎的意见,调查的重点放在市政工程领域。这几年,新州市的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但市政建设这个领域,却是领导栽跟头的重灾区。根据王国鼎的观察,这个左向前肯定也脱不掉干系。只是需要用铁证来让这个骄傲的家伙俯首称臣,束手就擒。
王国鼎对马奔驰交待,侦察不可正面接触,要采用迂回战术。可以先去结交几位在新州市承揽大工程的开发商,从他们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左向前做梦也不会想到,堂堂一个副省长会对他这位省委常委暗地里下手。在此期间,左向前80岁的老母亲过世了。王国鼎来吊唁的时候,除了轻轻地拍了拍了左向前的手,他甚至眼中还闪烁着泪花。
王国鼎还主动留下来,帮助*持了一整天。这让左向前极为感动,要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想当初,在竞选副省长的时候,左向前是极力为李大海活动的。没有想到,李大海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把副省长的位置拱手送给了王国鼎。
眼下,王国鼎不仅不计前嫌,而且还对自己这么关心,真的是让左向前没有想到。
当然,左向前更不会想到,在随后的日子里,比他母亲去世更大的灾难还会一个又一个的袭来。
天知道,王国鼎已经搞起了一个新的征程。
而他的新征程将以牺牲左向前为代价。
就在王国鼎到各地市调研的时候,山阳市白河县的当代“酒王”杜天堂正式走进了王国鼎的生活。
杜天堂是白河县白沙镇白沙酒厂的厂长,是当地公认的能人。
1949年9月,白河县政府按照当时的山阳行署“全区各县各办一酒厂”的指示,将位于该县白沙镇的作坊式私营企业“白沙槽坊”改建为“国营白沙槽坊”,并于1950年再次改名为“国营白沙酒厂”。从此,历经多年风雨的小酒厂靠住“白沙老酒”支持着,但生意总是不死不活。
这一天,王国鼎在山阳市委书记韩冬梅、市长王天恩,白河县委书记刘海龙、县长白明远等人的陪同下,到白沙酒厂视察工作。
当晚,王国鼎一行就下榻在白沙酒厂的“白沙大酒店”。
吃罢晚饭,王国鼎把杜天堂叫过来聊天。
两个人又客气了一番,杜天堂就对王国鼎说,1993年,白沙酒厂还是一个县级小型企业,形势的确不太好,酒卖不掉,工人发不出工资。白河县委、县政府为了救活这个厂子,把我从县印刷厂经理的位子上派过去,我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对酒厂有感情,我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酒厂。我是在酒厂长大的,我父亲是1950年进厂的老工人,我1975年参加工作以后也在酒厂。另一方面,我认为在酒厂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能够创造更大的业绩。因为越是这样的企业,越是困难的地方,就越能创造出更好的业绩。
那时候酒厂职工住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破草房,如果厂子垮了,老人、孩子都吃什么呢?所以,我有一种责任感,觉得一定要干好。于是,我带领大家跑市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原地带,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销售员之歌》,其中有这么两句:“蚊虫的叮咬算得了什么?冷水干粮也能精神焕发!”这两句话其实也就是当时酒厂员工共同创业的真实写照。
1992年企业才上缴税收200万元,我去了后,经过六七个月的努力,到年底就上缴了1700万元。接下来,1994年是3000多万,1995年是6000多万,1996年将近一个亿,1997年到1999年也都在一个亿以上,企业规模连续扩大,经济效益连年翻番。
王国鼎说,杜总啊,你的事,我早就听李大海给我讲过,他当时还是白河县的县委书记。他说,你一个酒厂对白河县的贡献,是整个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
杜天堂说,王省长,当年我是赶上好时候了。另外,大海书记对我和白沙酒厂也格外关心。当然了,现在的刘海龙书记和白明远县长对我们仍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