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欣喜父母当过兵
初到西花园大院的时候是1965年底。那时,王淑祥和穆轩的生活还比较有规律,每逢星期天不值班的时候就能回家团聚。
屋子又大又敞亮,他们多少做了些布置。特别是在对着门的墙上挂上一面大镜子,显得屋内更加明亮。原来穆轩镶自己照片的镜框也钉到了镜子下面。他将里面的照片做了调整:去掉了自己的老照片,加上了和王淑祥结婚的双人照以及三个女儿周岁的单人照。
王淑祥的前夫张利的遗照仍在其中:照片上有一口简易棺材。张利烈士身着军装、闭着眼睛躺在里面。他的表情非常平静,就和睡熟了一样。
三姐妹对着照片一张又一张询问、评价,对烈士的照片尤其带有疑问:他是谁,为什么躺在那里面,他的照片怎么会在我们家里?对女儿们的追问,王淑祥只淡淡说了一句:“啊,那是我的战友。”
妈妈也当过兵?女儿们顿时兴奋起来。
那年月的孩子,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崇拜感。姐妹三人刚刚欣赏完父亲穆轩穿着军大衣、斜挎盒子枪的高大挺拔身姿,现在又得知母亲也曾当过兵,不禁激动万分。她们缠着母亲,想听听她当兵的经历和感受,王淑祥微笑着摇摇头:“我当兵的时间太短,还是听你爸说说吧,他还到过朝鲜战场呢。”“好啊!”女儿们马上围住正锯木头做修理活儿的穆轩。穆晶撒娇地揪住爸爸的衣袖:“爸,先别干了,你就给我们讲讲吧。”穆轩停下手中活儿,慈祥地看着孩子们:“打仗的电影你们也看过不少了,真实情况和那差不多。”“真的?”三个孩子更兴奋了:“那你也像王成一样,边打边喊向我开炮吗?”穆轩笑了:“我要那样也成烈士了。”穆轩擦擦手,抱起穆晶,对着穆玲和穆颖说:“我们赶上了战争年代,没办法。现在的日子多好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呀。”
爸爸三言两语将话题差开了。三个女儿虽然不太理解,但心理上多少得到些满足,一个接一个追逐着跑出去玩儿了。
穆轩是个话语不多的人,很少长篇大论地谈论往事,他的一些经历常常是针对某些具体事才说起的。
在忆苦思甜时,穆轩向孩子们讲到:“咱家出身贫寒。本来你们有个姑姑,但养活不起,只好送了人,换回二斗红高粱。你们的奶奶为此哭瞎了双眼。”孩子们急得直跺脚:“二斗高粱不很快就会吃完吗,姑姑就这样被送出去了?”穆轩苦笑道:“那时候多一张嘴就是个很大的负担哪!”三个孩子吃着当作忆苦饭的菜团子感觉很新鲜:“这挺好吃啊,过去你们就吃这个么?”王淑祥和穆轩也尝了一口。王淑祥回答:“这都是真正的粮食做的。吃不上饭的时候要有这种东西敢情好了。”她看着孩子们摇了摇头:“跟你们也说不明白,你们哪里能体会到那时的苦楚啊!”
在学校填表涉及到父母“有无历史问题”一栏时,穆轩总要提醒孩子们填上他的“一般历史问题。”孩子们觉得委屈:“你不是解放军,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吗,怎么会有问题?”看到女儿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打击,穆轩也无可奈何:“我是在学徒的饭店被强拉去当兵的,谁知那却是国民党兵。好在傅作义先生深明大义,让我们当上了‘解放战士’。但那一段被确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虽然我也不情愿,但对组织是不能隐瞒的。”
在语文课上学习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后,孩子们问穆轩:“你们在朝鲜战场上也是一把炒面就着一把雪那样艰苦吗?”穆轩拿出两只搪瓷杯,上面的红字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捧着杯子,穆轩的目光射向远方,深邃的就像两条隧道:“炒面哪会总有哇,雪可总有。有时候只好是一把雪就着一把雪呀!”“啊?”三个孩子惊讶无比:“吃雪还能当饭呀?”
在穆轩生病住院的时候,做过多次B超检查。每到一个医院,医生都会奇怪地问:“你的胃在哪里呀?”穆轩不紧不慢地回答:“往下、再往下,总会找到的。”检查过后,医生总是惊奇地说:“你的胃下垂太厉害了,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孩子们追究原因,穆轩说:他打过很多次仗,唯有朝鲜战场上最困难和紧急。敌人时常把运输线切断,粮食上不来就得饿肚子。一旦饭上来了就狠命地吃,因为不知下一顿何时才能吃上。而有时正吃着饭或吃得很饱的时候,忽然前面打响了,他们就立即跑步往前方送弹药。很可能这就是胃下垂产生的原因。女儿们扶着爸爸瘦弱的身子,想象父亲放下饭碗就在战场上飞速奔跑的情景,很是心疼。退伍时,穆轩带回来一只弹药箱。箱子不大,但女儿们掂着空的都挺有份量,不知装满弹药时会有多重,更不知每天扛着它奔跑会累成什么样。
王淑祥给女儿们的印象是乐观、爽快。她当兵的经历从未对孩子们说过。直到她去世,通过她留下的日记和材料,三姐妹才知道母亲心中深藏的痛:
童年时期她就在任区工会主任的姨舅带领下反封建。后来又在八路军的领导下参加了儿童团,不久当上儿童团长。在日伪军猖狂的时候担任联防联络员,背着大枪掩护兵工厂、过路八路军和住下的工作人员,直到护送他们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她还在夜间用自家的大驴给区、县干部及路过的八路军送粮、鞋、给养等等。
为跟共产党闹革命,也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她未满15岁就离家出走参了军。第一天夜行军二百多里。饭没吃完,部队又紧急行军至天快亮,立即投入对敌追击。她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累得当场吐了血。
在部队,她从卫生员做起。不怕牺牲自己,从战场上抢背伤员,遇到危险就趴到担架上掩护伤员。由于环境艰苦,她不幸染上疟疾,险些丧命。病愈后,由于身体原因退伍到地方。
她于1950年结婚。在抗美援朝前夕,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二O一师一团三营教导员的爱人张利带着人马接她去随军。但为了禾县的工作她没有去。不料,爱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巨大的打击造成了她的流产。看到抚养他们儿子的老乡死掉自己的孩子的痛苦,王淑祥又强忍悲痛将亲生儿子送给老乡,从此不再相认。她与孩子的养母常通信件,知道儿子结婚,知道孙子诞生。但在国家安排烈士子女去北京读书的时候,养母断然拒绝了。她的理由是:那样的话,国家找到了烈士子女,我却会丢失自己的孩子。对此,王淑祥很是无奈……
穆玲、穆颖、穆晶一遍又一遍翻看妈妈留下来的材料,心中充满悲伤:这么多年来,母亲从未诉说过自己的痛苦。她总是把爽朗的笑声带给孩子,总是像母鸡护小鸡一样保护着我们。可谁也想不到,在她的心底竟然积聚了这么多的苦和愁!
在一次取到全家合影的照片后,穆玲想把新照片镶到镜框中。在摆放时,她发现烈士的照片原来是两张重叠着,而且每一张后面都写着字。其中一张的上面是:感谢邓妈妈养育之恩。另一张写的是:收到两张照片,还有一张已寄给邓妈妈。是哪个邓妈妈?穆玲叫来两个妹妹。穆颖和穆晶都摇头:没听说过。她们找了个机会问母亲,王淑祥还是淡淡地说了句:“是他的养母。”
直到王淑祥去世后,三姐妹才从母亲的老战友那里打听到:邓妈妈真的就是邓颖超妈妈。原来,张利自己就是个孤儿,他的父母也是革命烈士。他是在周恩来、邓妈妈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特殊关爱中长大的。他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最后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姐妹三人从互联网上搜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看到上面这样记载着他的基本情况:“张利,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26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第67军第201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53年7月20日牺牲。”
看到这些,三姐妹的心都痛了。那么年轻的团职干部,假如他能活着回来,该为建设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啊!
尽管三个女孩儿互相安慰着:假若他活着,就没有咱们父母的结合,也就不可能有咱们的出现了。所以,从生物学角度讲,他和我们,不能并存。然而,她们还是忍不住心中的痛。在母亲的遗物中,她们找到好几张他的照片:在朝鲜战场上,他仍是那样既轻松又富有朝气。她们忍不住把他作为先爸爸那般敬仰。
凡有代表团前往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陵园凭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消息传来时,三姐妹都会关切地注视。她们想到:自1953年7月20日牺牲,先爸爸张利长眠在朝鲜烈士公墓已经半个世纪了。也许别的烈士曾有家属探望,而他那里很可能至今也没有亲人去过。如今,作为继女的姐妹三人年龄越来越大,特别盼望能有前去祭奠先爸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