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军校来看我

    野营拉练结束后，教学任务紧张有序地开始了，《电工学》、《电话学》、《电路基础》等课程陆续开课了。虽然内容比较多，但这些基础知识以前我在拉萨训练队时曾经学过。因此，没有压力，而且进步挺大。就在我为自己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时，一件让我更加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中午下课回来，教导员高兴地告诉我“你父亲今天要来学校看你，下午你就不要上课去了，准备迎接你父亲。”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爸爸会来军校看我。

    在军校大门口等他老人家时，我的脑海里回想起许多儿时爸爸讲过的往事。爸爸在家排行老幺，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家穷而弃学，十几岁就跟着大人当起了挑夫。1929年他参加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干起了革命。一天清晨，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偷袭了村子，他和一些赤卫队员被敌人抓住了，就在敌人准备第二天枪毙他们的前夜，他们成功越狱了，从此他参加了红军，拿起了枪杆子，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入伍不久，他便参加了苏区反围剿。那时候红军装备很差，战斗打的非常艰苦，阵地前摆满了敌人的尸首，阵地上杀声不断，激烈的肉搏战，已使他筋疲力尽，此时，一个大个子敌人又端着刺刀冲向了他，就在敌人刺刀向他捅来的瞬间，他扣动了扳机，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了敌人，敌人像面口袋一样倒在了他的面前。回忆当年的战斗，爸爸说“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生存的本能就逼得你不顾一切，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爸爸得到了锻炼和提高，1934年红军长征时，他已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六师十六团八连指导员了。长征路上，三军团多次担任狙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每次阻击战都打的非常残酷。爸爸所在的六师打光了，他们合并到五师，五师打没了，他们又合并到四师。仅广西一次狙击战，全营阻击敌人两天，几百人打的仅剩下30余人，撤离阵地时，子弹打中了机枪手杨老喜的腰部，为了掩护断后的爸爸，杨老喜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残酷的战斗造成大量的减员，和爸爸一起越狱的战友，长征途中全部牺牲，爸爸本家兄弟10人9个战死。和他搭档的连长牺牲了7个，许多重伤员临别时，紧紧拉着爸爸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是留下钱财而是手榴弹。

    长征途中没有粮食没有盐，有时连野菜也没有，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许多伤员因缺衣少药，加上饥饿而牺牲了。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爸爸染上了严重的疾病，如果不是政委苏振华把他扶上战马，他是走不出草地的……

    就在我想得出神，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队里的通讯员。“你父亲已经到队部了。”“真的啊。”我和通讯员三步并成二步跑到了队部，此时，队长、教导员正和爸爸交谈着什么。

    爸爸见到我非常高兴，告别了队长和教导员后，我陪着爸爸参观了我们的宿舍，还把下课回来的同班同学介绍给爸爸，爸爸很高兴地嘱咐我们“你们要好好学习，要团结互助，要克服学习上的困难，要学到真本事，只有学到了真本事，才能更好地保卫祖国，报效我们的国家。”

    晚上我陪爸爸吃了晚饭，回到小招待所的房间。爸爸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很担心我的文化底子薄，学习跟不上。我告诉爸爸，“这里的教员很好，专门抽时间给我们补课，现在我不仅学习能跟上，而且成绩比较好。”爸爸听了之后非常高兴，“春节放假，你能不能回家？”“现在还不知道，估计不能回家。”“如果不能回家，那就安心部队学习，要听领导和教员的话，要和班里、排里的同学搞好关系，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看见你很好，我很高兴，回去后我会把你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你妈妈，你就安心部队学习吧。”

    我们正说着话时，校领导来看望爸爸了。副校长是位老八路，得知有位老红军特意从成都来学校看望儿子，出于礼节前来看望一下。爸爸见到副校长时也挺高兴，他和副校长很随意的聊了起来，没想到他们一聊，竟聊出了缘分。

    副校长问爸爸“你是那里人？”“我是江西兴国人，”“红军时期你在……”“我在三军团。”“抗战时期呢？”“八路军115师。”爸爸的回答让副校长显得很兴奋，“我也是115师的。”副校长的回答让爸爸也挺意外，“你也是115师的？”“是的，”“你是那个团的？”“686团。”爸爸听了更是惊讶，“我也是686团的，你是那个连的？”“我是通信连的。”爸爸停了一下，马上就说出了通信连连长的名字，这让副校长大吃一惊，他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给爸爸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爸爸和副校长谁都没有想到，抗战时期他们竟是一个团的老战友，他们越说越起劲，一直聊到营区响起了熄灯号。

    虽然爸爸来军校看我的时间很短，但他老人家的部队情怀和亲切嘱咐，我却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