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遵义

    当我回到成都时，一走出车站就看见到处都是用塑料布搭起来的简易抗震棚，这才知道成都也在防地震。就在我回到成都的第二天早上，松潘发生了7.2级的地震，睡梦中的我被剧烈的地震晃醒了，紧接着就听见人们大呼小叫的闹开了。此后的几天里，接连发生了好几次明显的余震。

    为了躲避地震，各家各户都从楼房里搬了出来，简易抗震棚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从这个棚子跑到那个棚子，从这家的床上跳到那家的床上，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过，一个各高兴的跟小鸟似的。

    回到成都的几天里，每天除了坚持吃药外就是收听广播。为了恢复视力，即便是有书我也不能看。妈妈关心地对我说，“成都闹地震，你也休息不好，不如提前回学校，顺路看看南方的城市，看看你上海的舅舅。”在妈妈的建议下，我决定乘火车从南边返回学校。

    我要去的第一座城市就是遵义，因为遵义不仅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地方，而且也是当年爸爸长征途中参加过战斗的地方。据爸爸说“当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守城的敌军并不多，但他们仰仗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等待援军，因此战斗打的很艰苦。虽然红军攻克了遵义，但伤亡还是比较大的，三军团的参谋长和许多战友，在攻城的战斗中牺牲了。”

    当我到达遵义时，天刚亮，离开火车站我就直奔遵义会议会址，到那时，人家还没开门。没办法只好在附近，先找个地方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再去参观。

    遵义市不大，街道比较陈旧，基本上都是老房子。由于贵州和四川是比邻地区，穿着和口音与四川人差别不是很大，只是他们的口味比较偏酸一点。也许是贵州出产烟叶的原因，当地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都喜欢抽烟。

    吃完早饭我再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此时大门已经打开，工作人员正在打扫院子，我和几个外地来的游客一起走了进去。那院子不是很大，院中的别墅房檐和砖缝，都是用黑、灰色和白色油漆刷过的，条是条、线是线的十分醒目。

    我们沿着楼梯来到了别墅的二楼，这里就是当年改变红军命运的地方。会议室的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周围是一些椅子，桌子上摆放着一些茶杯，茶杯的多少据说是按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数来摆放的，会议室墙壁上挂着当年参加会议人员的老照片。

    离开遵义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也就不会有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毛泽东的领导，自然也就不会有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了，红军的命运将会很惨，中国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番景象，也许今天还是蒋某人的天下。如果真是那样，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爸的今天和我的今天了。想到这时，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凭什么把遵义会议和我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呢？

    列车在黔南大地上飞奔，我的思绪也在随着飘荡。我曾记得，小时候爸爸除了讲过攻打遵义的故事外，还摆过攻打娄山关的故事。娄山关离遵义不远，是贵州一个重要的关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要想拿下它，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守敌凭借地理优势，自认红军不敢来攻。然而贵州军阀王家烈错了，错就错在他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他指望那些双枪兵（步枪、大烟枪）替他卖命的算盘打错了。战斗打响后，红军战士们英勇顽强，冲锋号吹的震天响，经过激战，王家军死的死、逃的逃，红军以极小的代价，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场上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给养，极大地弥补了红军物资的匮乏。喜悦的心情和落日的余辉，让将士们感慨万分，毛主席当时也赋诗一首《娄山关》以表情怀。

    娄山关战斗结束后，爸爸将缴获的半稀不干的大烟土装了起来，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大烟土不仅是上好的麻醉药，而且也是最值钱的东西。

    由于中央苏区的钱币在敌占区不流通，买东西成了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爸爸试着用大烟土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换粮食。但老百姓不懂，爸爸就告诉他们，“你们拿上这些东西，去找到地主老财，你们一定能换回大钱。”老百姓半信半疑的拿着烟土走了，结果这一招还真灵啊，部队不仅换回了急需补充的粮食，而且还换回了一头大肥猪。爸爸说“自从离开中央苏区，部队还是第一次吃上白米干饭和红烧肉。”

    不知不觉中火车到了贵阳，在贵阳我没有更多的停留，仅去花溪公园打望了一下。虽说公园不大，但有湖则灵。站在黔灵湖畔举目远望，绿水青山好不惬意，湖面上微风吹来，让人感到几丝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