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休假

    1979年的5月，我回到了离别一年半的成都，那时蜀都大道正在搞扩建，许多熟悉的建筑都被拆掉了，以至于汽车到了水碾河，我竟然认不出来而坐过了站。

    当我拎着提包找到家时，老邻居们惊讶地告诉我“你们家已经搬到双桥子去了。”在邻居儿子的帮助下，我回了到新家。

    当我走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我有些惊喜不已。原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母亲在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离休后的生活，特意给他们调整了住房。现在的住房是一套四的，面积也比以前大多了。父母能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安度幸福晚年，作为儿子，我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

    放下提包后，妈妈高兴地拉着我，逐个房间看了一遍，从妈妈脸上的笑容看得出，她老人家是开心的。文革时期，家里仅有的两间住房，军管会还把其中的一间分给了一个职工。

    我还记得那位职工来我家看房时的情形，当他看过军管会分给他的房子后，临走时他对父亲说，“您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打江山，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军管会让我住您的房子，简直太没道理了，我们全家就是住在大街上，也没有理由搬到您这来！”

    那位师傅长得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住了，但他所说的话，我却铭记在心。我知道那位工人师傅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好叔叔。如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里是非常感慨的。

    这次休假，正好赶上二姐的女儿满月不久，我的到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大姐和哥哥的小孩出生时，我在部队没帮上忙，心里还挺遗憾的，现在好了我可以帮上忙了。

    二姐的娃娃长的很乖，白嫩嫩的小胳膊小腿就像池塘里的莲藕，特别让人喜欢。高兴的时候，我经常去亲娃娃的小脸蛋，二姐怕我的胡子把娃娃扎痛了，不准我亲娃娃的小脸蛋，只准我亲娃娃的小屁股，现在想起来都蛮有意思。后来二姐的婆婆从北京来到了成都，有我和二姐的婆婆一起来帮助他们，二姐和姐夫可以放心的上班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负责去采购。改革开放后的成都，市场经济的活力初步显现出来，物质供应非常丰富，再不像几年前供应那么紧张了，想买什么东西都有，而且鸡、鸭、鱼、肉的价格非常便宜。我记得新鲜的活鲤鱼，一块三一斤。三元钱不到，就能买到一只香喷喷的卤鸭子。

    读电大的弟弟放暑假了，小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很少分开，自从参军后，我就再没有和他痛痛快快的一起玩过了。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了。

    那天我们带着新买的海鸥照相机，背着军用水壶从成都出发了，我们坐火车转汽车，当天下午就到达了峨眉山。晚上我们住在了清音阁。第二早上7点钟我们准时出发，一路走一路拍照，下午4点多钟，我们就爬到了3000多米的金顶。

    虽然是夏季，但雨后的金顶还是非常寒冷的。为了御寒，我们在山顶的饭馆里要了一瓶白酒和几个热菜，52度的老窖一下肚，身上顿时暖和了许多。

    那时金顶接待条件很差，生活用水全部是用木桶接蓄屋檐流下的雨水。山顶旅店的客房很大，一间木板房里能住二三十人，来晚了还没地方住，只能两个人挤一张床。

    那时候，房间里除了床什么也没有，晚上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天上哩哩啦啦不停的下着小雨。加上被子是潮的，大家冻的睡不着。为了打发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就把被子裹在身上围坐在一起天南地北的乱吹一通，一直到天亮。

    由于我们是夏季登山，御寒的衣物准备的不充分，我的腿病犯了，膝盖肿的很大，走路一瘸一拐的。在弟弟的搀扶下，下山的路我们足足走了两天。虽然这次爬山很辛苦，但我和弟弟的心里却是非常愉快的。

    当我们回到成都后，提亲的人们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叔叔、婶子们非常热心，她们拿来了不少姑娘的照片，有一次，介绍人拿着一个姑娘的照片非要让我看，那姑娘是部队文工团的，人长的很漂亮，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认识，双方家长都挺愿意，但我心里却一点也没兴趣，也许是原来的女朋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吧。家人骂我不知好歹，即便这样，我也没动心。

    这次休假，我算是把家里人都得罪完了，假期刚满，我就匆匆的返回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