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乎全知的标准知识分子。这是公认的，在他的时代已经公认——在自己的时代来得及被公认什么，且无异议，上了光荣榜。这不简单。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它——他们两个——克服的东西太多了：无意的不理解、有意的打压、传播的不力，当然，更有时间的严苛考验——它压缩了时间，成一个文件包，速递到了当世。看看文学艺术史，不管东西方，这几率都真的太少了。
他生下来，不到三岁就失去了父母，一般人到这一步，也就生命打上了死结，再难舒展。可是，也许是上天的体恤吧，体恤这好大的才子要日后作大文章。于是，叫他认伯父为义父，没有受到成为孤儿的颠连。幼年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也很用功，乖乖将小小的自己打成包，送往压力机器，安静地迎接并不仁慈的命运。即便如此，伯父对他督课仍很焦急，恨铁不能成钢。伯父的好友杨奂得知此事，写信劝止说：“燧为大器也，长成自会成才，何以急性？”告诉他：燧有天赋，长大自然会有成就，何必那么急呢？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现在看，为什么古代男人成器早的人特别多，17岁当总兵、19岁成文豪什么的，最不济28岁就长了一嘴的大胡子？好像他们比我们的时代更早熟似的？其实我看，早早地婚育、安定了军心，才能组织身体的精兵强将去抢占人生的各个城池，这是一大因素吧？当然，玩笑归玩笑，当代人还是晚婚育的好——现代人太晚熟，往往30岁以后才明白一点道理。
一扯就远。说他……他13岁时，随伯父来苏门读书。后来许衡也来苏门执教，见他读书刻苦用心，功底坚厚，有文士之风，便常常单独给他讲授经书，进行辅导。他在太极书院6年，除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自己的课业外，还在课余研究《通鉴》，编写出了《通鉴纲目注》，那年他才18岁。
除了散曲，他最喜欢写的就是碑文了——大概历史上写碑文最多的就数他了，现存的《牧庵集》36卷，其中碑文就占了20卷。那些碑文其实是革了碑文的命的——它们所承载的，已全然不再如原先一样，仅仅是记述生平、生者纪念，死巴巴的，了无生气，而是纯然一篇大文，自具风骨，可以不朽——叫你把人生本是梦幻泡影这回事都忘光了。
神奇的是，他什么都会，什么都不含糊——会叙事，会抒情，会大处奔放，会描摹细节，会嘲弄，会诘问……他能在同一首（篇）文章中，既扮演写者的角色，也扮演批评家的角色，既能表达出诗人的词语敏感，也能传达出身为师长的庄重口音——这么说吧，他像个好庄稼汉，能挥锄头在日头下挥汗如雨干重活，也能夜来坐到炕头上对着一灯如豆啊啊歌唱……在文字的国里，他适应一切境遇，并有本事将两件器质十分不同的事情都做出花儿来。
他像一个无所不至的行走者，在几十年的漫长时光里，踏遍了足下每一个汉字。说起来，汉字的神奇也在这里：常用的不过几百，变化得万万千千，各司其职，有分有总，叙说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代表着眼、耳、鼻、舌、身、意，游遍人心——跟孙猴子拔一根毫毛嚼碎了就可以化作一群似的，横扫天下全无敌。
经由《庄子》、《楚辞》的汪洋恣睢，唐诗、宋词的雄奇精巧，到了元曲的自由率真，中国的主流文学史是少不得他的一笔的。就这样，他和他的皇皇诗文像一个穿越时空的精神判官，声调高昂，字句明晰，由不得你不心生敬畏。隔着时空，他跟我们说话，只要沉下心来听，你会觉得，原来，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在远处，可是离我们是这样地近。
说起来，他的散曲作品大都十分简短，意蕴深厚，很接近唐宋以来的诗词。譬如：“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全曲四句，分成两个部分，“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为第一部分，写的是他对于十年为宦生涯的回顾与感触。“燕”本是河北之地，在这里是指元朝的北京一带，他曾于元朝担任翰林学士的官位，所以“燕月歌声”，就是说在北京任官时所过的日夜欢宴的生活。“吴”本是指江苏一带之地，“吴霜鬓影”是说“我”从北京任官，一直到出任江东廉访使的职务，从北到南，中间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侵袭，使得两鬓都变白了。我们将“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两句合读，就可以感觉到他对于十年东南西北的为宦生涯，如今换得风霜与白头，心中隐现出一股不如归去的感触。于是接下来的“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第二部分，便承着此种感触而下，写出了自己想告老思归的情怀。“西风吹起鲈鱼兴”用的是晋朝张翰的典故。张翰原在洛阳为官，偶见秋风吹起，忽然思念起家乡吴郡莼菜和鲈鱼的风味，因而便辞官回乡。他如此引用，就是表示在心中也升起模仿张翰的意念。“已在桑榆暮景”一句，意在表达他此时作出告老返乡的决定：一眨眼已是晚年，会不会太迟了呢？从整支曲文来看，向内深藏，确实是比较接近诗词的韵味。
他笔下竟还有这样的句子，是散曲：“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意思浅白：想给你寄冬衣，怕你不想回家，不给你寄冬衣又怕你过冬要挨冻。是寄还是不寄呢，让我特别地为难。
这样细腻婉转的调子也正契合了他的性格——他心眼好，见不得疾苦。曾经有个艺伎名唤真氏的，腻了自己的泛泛而活，写过一首小令［仙吕］·《解三酲》，用以明志：“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写自家身世心情，悲切动人。他同情她，就出钱让她脱籍赎身，后来她嫁给了翰林属官为妻，获得了幸福。这样成人之美的事他做了不少。
他很会爱，跟他很会恨一样。
而他的曲子跟他的人一样，多么清洁畅达，正像奔波的小溪，明澈无依，淙淙奏鸣，是不是顺嘴念下来就背过啦？那个人也恍然活在了字里行间——说起来是最好的散曲了，正契合了散曲的好本事——直抒胸臆。直抒胸臆呐，又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现在小时候不屑的红红绿绿的年画、粗朴直白的民谣，我都能看得、听得迷过去，不知所以——比沙龙会所的东西还要感动些。和宋人贺铸的词《杵声齐》作个比较：“砧面营，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这里的“泪墨题”，题了些什么？作者并没说。当然，这词也是好的，但我显然更喜欢”欲寄”、“不寄”的那一位——这一位有点装。到底哪个更好呢？也许真的无法类比。但将这一对姊妹诗的感觉细细说给父亲听，父亲说：你进步了。
说回来……这样的曲子，跟一个少妇在秋天或初冬的夜晚、独自情不自禁的小声咕哝一样，有温柔，还有点优柔。但你能说它不文雅吗？文雅得吓人，文雅得有力量。有人将这样生活化的曲子附会成了他向朝廷说的一种隐语。对于史上类似的解读法，私见并不想对这首诗做太多的具体的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和探讨，我相信很多人以后会做，并且远比我做的要到位得多。但我认为那可能都是毫无意义并且歧义丛生的做法——它比较容易落入机械式的知识认想的泥潭里无法自拔。还是私见：很多时候，与其说是读者理解了某首诗，还不如说理解了作为读者的我们的理解方式以及思想和心理上的某种期望。所以，我一直固执地存望：诗歌写作和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恰恰需要排斥和抵抗这些东西。它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太多的弯窍，它是沉默的，意气昂扬的；它的声音，不能千回百转，只会在你我内心深处轻轻震荡一下。其实这就够了。
当时，他位列粹然大儒，文章可谓备受推崇，人们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而感到荣幸，尤其是那些贤孝子孙们，为褒扬其先辈之德，必须要得到他所写颂文，唯此才能为社会所承认，得不到者则倍感羞愧——这似乎有些过分了。和当年求得柳公权亲笔的碑文差不多一样严苛了。可是，三十多年间，满朝文武，贵族世勋，他们的显行盛德，竟真的大都是他写的！不可思议。不仅如此，他的盛名，在一些偏邦藩王中也有很大的影响。高丽沈阳王父子与元帝联姻，位高权重，横行一时；同时，他父子也倾其资财结交朝臣，对他更加殷勤。一天虔诚地去拜望他，求其作文。他不情愿，直至皇帝下旨，才提笔而写。沈阳王父子十分感激，赠以币帛、金玉、名画五十致谢，他却当即将所赠之物分给众人，留下金银交给翰林院使用，自己一文不取。
这是怎样的态度？这是不要命的态度，这是刚才说的他“很会恨”里的那个恨的态度。这态度在说：宁死，我也不会软了颈项，低下自己的头。
就这样，他在各个方面——诗文、官场、德行……——寻求着最真的道理，为此遭受了祸害也不知退缩——如此倔强。他似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韬光养晦，什么是营营苟苟，也忘了班超、屈原、李斯、陆机、张柬之和苏东坡那些人是怎么遭到迫害的。而他却分明知道，真理是无价的，值得泼命追求，同时，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于是，他走入民间，用心体味最真实的生命。而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应该有自我流放的觉悟的，应该去迎接最鲜活有力的生活，写出最动人的文章，接近最真的真理。因为，这虽然是黑暗的时刻，可它会过去的。
当然，他也因这种倔强、这种绝不妥协的治学态度而收到了同行间的倾轧，这里不再赘述——无非是小人常用的伎俩种种，不值得费我笔墨。想想他在面临杀头之险时都是梗着一副硬脖子引颈就戮的德性，在日常交往上能怎样？——这是必然的：一部分人可归于才大招妒——我们知道，心里充满嫉妒的人，每当他（她）看重的人成功一次，他（她）就会死去一次。若那个被嫉妒的人永远成功，对嫉妒的人就是永远的惩罚，而成功的号角一方面歌颂成功者的辉煌，另一方面也宣告了嫉妒者痛苦煎熬的开始。嫉妒者会无所不用其极，利用一切君子想象不到的招数去扰乱和重击君子，然而嫉妒对嫉妒者的伤害，却如铁锈对钢铁的伤害一样，很多时候他（她）的自伤远远大于了他（她）妄想加之于君子的伤害。心胸狭隘者之所以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就在于他们心术不正。有人说过，一个人妒火中烧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个疯子，不能把他的一举一动当真。但需要饶恕的是：一部分人是真的不理解他，觉得他的东西是坏东西。他所受到的攻讦的真实性和深切性，我们无从考察，但足可想象——仅从那些边边角角的传说里，我们就可以扪到他的伤口。有多大的才华就会招致多大的打击，这道理简直颠扑不破。
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一种平等、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毋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这里、那里，破门而入、破门而出的，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具备了了不起的才力，尤其是勇气。
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倔强和绝不妥协后面，是不是隐藏有巨大或微微的恐惧；我们分明看到，他脚下踏出的，是一条镣铐趟成的血路。他就是这样无所不至的，不管那荆棘有多么尖锐。他极度地痛着，却不忘微笑，传递四方。够帅气。
作家小传：
姚燧（1238—1313），元代散曲作家、散文作家。字端甫，号牧庵，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迁居河南洛阳。姚燧3岁丧父，随伯父姚枢居苏门，后被荐为秦王府文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姚燧以散文见称。宋濂撰《元史》说他的文辞，闳肆豪刚，“有西汉风”。黄宗羲甚至说他的文“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明文授读序》），称颂备至。
他的散曲流传下来的不多，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有一首[阳春曲]说“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感慨甚深。
姚燧的散文大部分是碑、铭、诏诰等应用文，文学趣味较少。但文章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文笔常有变化，气势流畅，格高调古，颇为耐读。很多作品简当古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宋末轻浮纤弱的文风。
姚燧的诗有些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萑苇叹》、《江溆渔舟图》、《发舟青神县》等，对劳动人民终日劳累，身受饥寒，赋予无限的同情。姚燧的词也成就不菲，词风偏于豪放，也有委婉别致的作品。
著有《文集》50卷，今存《牧庵集》36卷，内有词曲2卷，门人刘时中为其作《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