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守长江，保台湾——败局之残招无罪赦免冈村宇次“白团”——蒋介石重用日本战犯图谋反攻大陆的秘史。运往台湾多少黄金。陈仪策反，总裁发怒了……

    这是一个秘密的小型军事会议。

    因早上有雾，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髙级将领的专机直到中午才飞抵栋社机场，然后乘车直奔溪口。

    会议在小洋楼举行，一边吃饭，一边开会。座次也无多大讲究，看上去比较随便，但气饵却很紧张，因为总裁的脸子很难看。大家似乎都明白，原因并非天公不作美，而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一枪没放就把北平让给了共产党，可想而知，这对老头子的打击诙有多大呀！

    蒋介石抬筷于夹一块鸡腿放进汤恩伯的菜碟里，示意他先发言。

    汤恩伯用餐巾揩了揩嘴，说一“遵照总裁的手谕，卑职已把全部政治犯转移上海，中途有几人想策反，被当即处决。但不知怎么搞的，总裁一走，有人就释放了三百多名在押犯。我找軍异之查问，軍拿出李代总统的手令，说是德邻的意思。”

    “哼！”蒋介石冷笑了一下说：“他是想抓住‘释放政治犯’这块招牌，抬高自己。”

    “嘿嘿！”汤恩伯讨好邀功地笑着说，“他想放的就是张、杨二人，可他连个影子也无法找到。”

    的确，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即下令释放张孛良和杨虎城，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把张学良秘密押往台湾，软禁在新竹上井温泉；杨虎城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秘密监禁何处，外人不得而知。代总统的命令对蒋的军统组织形同废纸，没有总裁的手令，怎得放人。

    这仅仅是此次会议前的一个小小插曲，蒋介石摆摆手止住，尔后说：“今召集大家来，是加紧长江防务之事。我在离开南京之前就已有所布置，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管，总兵力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晻，你们看，这样部署如何？可以各抒己见。”

    很明显，长江防线的兵力部署东线雄厚，西线薄弱。如何这般？个中奥妙不言而喻，蒋介石见个个沉默不语，便把目光投向何应钦：“敬之，你谈谈吧？”

    何应钦点了一下瓶底似的眼镜，现出一睑讨人喜悦的媚态：“总裁的这一部署确是英明之举。就目前形势看，虽然失掉了江北，但就其兵力和地势而论。我们仍占优势。只要将士们同心同德，鼎力抗敌，恪守京沪杭，我们就能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共隔江而峙！”

    此番话倒也说出了蒋介石的真正意图。蒋介石听着微微点头，脸上的气色好了许多。

    刚辞掉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的何应钦，此刻正等待着总裁的提携。几日前，孙科公开与李宗仁闹分裂，并以“痛自引咎”相威胁，而李宗仁正中下怀，想请何应钦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却拒绝接受，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李宗仁当即打电话到溪口，向蒋介石报吿此事。蒋介石说：“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应钦听到蒋介石的这番作答更是心有余悸。李宗仁又请蒋介石给何说几句话，蒋介石在电话里相当冷淡地对何应钦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你就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从蒋的口吻里意识到了什么，还是迟迟不敢接受李宗仁的任命。但他想蒋突然通知他来参加此次军事会议，想必另有安排。

    “敬之，你的任职问题，等会后再谈。”蒋介石小声向何应钦叮嘱一句，然后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我这里只讲讲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重点防御沪杭三角地带，坚守淞沪。必要时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白崇禧已来电称他守湖口以西颇有信心，那么守住京沪杭更要万无一失。”

    大家听了，情绪力之一震。

    身为参谋总长的顾祝同问：“总裁，此方案如何向李代总统布置？”

    蒋介石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他们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墨三。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但京沪杭战区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是！”顾祝同答道，蒋介石把目光转向军务局长俞济时说：敦促李宗仁，尽快将和谈与组阁人选报来！”

    “是！”俞济时答道。

    蒋介石又示意汤恩伯你要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还有，你在南京的总指挥部（设在孝陵），要经常控制一、二百辆卡车，可以随时派用场，主力应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万无一失！”

    “总裁放心，卑职一定遵命！”汤恩伯立起，谏慨地回笞。

    蒋介石最后说：“向大家透露一点消息，麦克阿瑟将军将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放在了朝鲜半岛。此战是要在全球消灭共产党。他表示，只要我们能坚持一年，他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大家听了，似都醍灌顶般地领悟了总裁的“面谕尔一等命运已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之上，与中共决一雌雄在此一举了！但令人疑虑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吗？京沪杭能坚守一年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无亡我之意，其因果在于尔等之作为！会后各负其责，谁出了问题，谁提脑袋来见我！”蒋介石正颜厉色地训令道，肃杀般的目光在各个脸上扫视一下，挥手宣布散会。

    二

    小型军事会议散了之后，何应钦留下没走。

    他坐在蒋介石右边的软椅上，双手捧着茶杯，用嘴不停地嚅着杯中的茶沫，一副俯首听训的样子。

    蒋介石说，“敬之，此次让你来开会，我想你是明白的，你我有知遇之交，眼下局势瑕危，靠他们（指桂系）能维持多久？一旦长江不守，大陆失陷，我们都将成为总理（孙中山）的罪人！若是出于己利得失，我可以撒手不管，但为了党国，我早已把个人荣辱与生死置之度外。”

    何应钦说：“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总裁极宜复出，力挽危局才是啊……”

    蒋介石摇摇头；“我刚下野，不便马上复出李德邻干得蛮起劲，就让他干嘛！只要能坚持一年的时间，形势就会好转。

    何应钦说：只怕李代总统一味求和，战无信心，到时候会误事的……”说到这他打住。抬手点点眼镜架，以一种急切出面主事的神情望着蒋介石，仿佛一切有待于下野总统的“圣哉”。

    蒋介石和何应钦既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虽没结为金兰，但在北伐中已成生死至交。何应钦依傍蒋介石竭尽助纣为虐之能事，被蒋视为心腹宠臣。但何应钦在位极人臣之后，逐渐萌发了贰心，图谋取而代之在与蒋几番明争暗斗之后，自知斗不过蒋，只好曲意逢迎，貌合神离，关系十分微妙。

    蒋、何之嫌起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蒋、桂矛盾激烈，蒋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计划，何应钦却没有执行。在桂系“逼宫”驱蒋下野时，何应钦态度暧昧，这无疑是暗中辱了蒋介石一脚。当各派又纷纷拥蒋复职时，原为众矢之的的蒋介石揺身一变而身价百倍，隔岸观火的何应钦不得已才被迫拟了一份拥戴电。蒋上台后立即下令撤了何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蒋介石说：“白健生他们逼宫，如果他（指何应钦）说句话，我何至于下台？他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这次的拥戴电，他竟迟迟不发，是何居心？”但蒋宽大为怀，仍任何应钦为总甬令部参谋长和“练总监部”总监职务。

    —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积极主张“不惜玉碎石焚明令讨伐“叛逆”。他的目的有二：如能在讨伐中置蒋介石于死地，他就可以取而代之；如果出兵把蒋救出来，他又是救驾的第一功臣。为此，他与桂系接头，联络西南军阀，于十二月十六日下达了“讨伐令”，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派飞机轰炸陕西渭南等县，想以此挑起战火，乘机置蒋于死地。同时，他电促在意大利养病的汪精卫迅速固国，拟定了“统**国，革新政治”的方案，联日灭共，推举汪精卫为总裁，他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提出了各院院长的人选。十二月十七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亲信蒋鼎文回南京，将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交给他，要他“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为要但何应钦继续调集重兵进逼西安，战事一触即发。宋美舲在南京召集黄埔系空军人员开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求道：“你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千万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何应钦当面斥责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正当何应钦大举讨伐之际，蒋介石突然由张学良陪同回南京这台戏该如何收场？处境甚为跋尬的何应钦只好硬着头皮向蒋介石述说他一片仗大义、伸国法，主张讨逆救主的苦衷。蒋介石也不便公然发泄，只好来个“疏者位荨而大权旁落，亲者位卑而独揽一切日本投降后，何应钦被贬到联合国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去了…

    “敬之，从当前形势及军事需要，你尽快拟定出一个战咯颜问委员会的人选广蒋介石郑重其事地说。“这个委员会就是国防部的智囊团，亦是指挥中枢，你来当主任委员，你意如何？”

    何应钦马上应道：“敬之一定尽心尽力就是r蒋介石心地点点头。怍出此般姿态蒋介石是搅动了—番脑汁的，何应钦在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有相当大的影响，眼下启用他，既显示出蒋的宽阔胸襟，亦是对他的最后一次“生死之决其实，主任委员”只是一顶空衔，并没有授予他兵权。

    蒋介石突然又转了话题说：“体与日本有故交，当前和以后在军备物资方面应多得到他们的一些援助，唔，那个冈村宁次和其他在华战犯应如何处理？”

    何应钦叹道：“唉，日本方面最担心他们落入中共之手。”

    蒋介石问：“日方是何意图？”

    何应钦说：“日方要我们从长计议何应钦一生出尽风头之事，当属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在八架战斗机护航下，何应钦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湖南芷江飞抵南京。翌日上午九时，受烽典礼在原军校大礼堂举行，在中外记者频频闪亮的镁光灯中，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浅太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之中将的投降。冈村宁次戴上老花镜，连投降条款看也没看就签字盖章。他无可奈何地说：仗都打败了，叫我怎样签就怎样签。”——这与十年前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沾协定》、《秦土协定》的情景恰成鲜明对照。何应钦深以此为殊荣，叫人为自己刻制了一枚“曾受三百万倭军降书”的印章，以资纪念。

    然而，在受降签字的前一天，何应钦密派一名参谋到冈村宁次的住处，向冈村宁次传达了他的想法，即在举行投降典礼时，冈村宁次带不带军刀由其本人选择。结果冈村宁次徒手而来。

    日本军刀是权力和罪恶的象征，投降仪式上应当交出，也必须交出，这在国际上有惯例可循。而何应钦为顾及与冈村宁次的私情和日本武士道的虚荣心，竞然取消了受降典礼上最有意义最为庄重的内容。并且，本来预卑投降者进场须向全体敬礼，何应钦等主持受降者不必还礼，但最后冈村宁次在投降文件上签字盖章，由小林浅太郎呈给何应钦时，何应钦却站起来举手还礼，被当场众多记者拍照，传为笑柄。蒋介石得知后，也忿忿地指责说：“敬之奴颜媚骨过甚，有失国格人格！”而何应钦辩解说还礼则愈能体现出我威严之师的仗义与高贵。”

    在何应钦等亲日派的主张下，使国民党众多官员在接收中大饱私囊，极为宽大地放弃了对侵华战犯应有的制裁和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中国军事人员伤亡达五百多万人，民众伤亡达一千八百多万人，人民财产损失六百多亿美。元。按照国际惯例，这笔巨款应由日本。如数賠偿（当时的美方代表说，照这个数宇赔款，日本至少要三十年才能还清。但可笑的是，何应钦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所谓《和约），却规定双方把各自在对方的财产和债权互相抵消后多余部分归还，结果国民党政府反倒欠日本二十多亿美元。战胜国还要给战畋国以战争赔偿，实属弥天大辱，盖世奇闻！在制裁战争罪犯中，也打着不“以德报怨”的幌子轻描淡写地走了过场：全茚侵华日军总共只判处一百四十五件死刑和四百余件有期徒刑，更奇怪的是，日本战俘遣返回国时仍保持军队建制和组织形式。美囯主张每人带十五公斤行李，国民党政府主张五十公斤，最后折衷为每人三十公斤。从上海遛返的战俘所带的铺盖和锒食还可以不在限额之内，除武器之外任何东西都可以带走，包括从中国掠夺的几十吨黄金和珍宝》头号战犯冈村宁次顷刻间又变成“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并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要冈村宁次回去作证，冈村宁次担心回去会判绞刑、一命呜呼，请求何应钦“多多关照”，何应钦以冈村宁次患病为由，不让他回国受审。

    现在蒋介石突然问及滞留在中国已三年之久的冈村宁次，自然要请何应钦这位被日本人很欣赏的“友邦人士”出面处理了。如若冈村宁次等要犯落入中共手中，乞求日本援助的奢望也就化成泡影了。倒不妨拿冈村宁次给日本作见面礼敲开日本援助之门。

    “敬之啊……”蒋介石以抑郁悲惋的声调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政散，其民困也！立于斯时，枉尺直寻，何有万应灵丹？对因村也只好来个‘网漏吞舟’了，把他和其他在华战犯一起遣送回国，你着手办一下吧。”

    “好，我近日就办。”何应钦点头应诺，接着又恭谨地请示道，“是否正式拟定个判决？”

    蒋介石说：“判其无罪又有何妨？！但有个条件，他们答应一百架飞机的援助不可拖延，分期分批送台湾组装。还有请他们的军事顾问须尽快到台，共商台湾防卫计划。”

    何应钦领了旨意，欲起身告退。

    蒋介石站起来，神情肃然地注视着他，说：“李德邻让你出任行政院长你意如何？”

    何应钦寡淡地笑了笑：“孙院长还未辞职，我岂能夺人之好？再说，没有总哉赞许。我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

    蒋介石也勉强一笑。心想，这次就看你何应钦知趣不知趣了，尤为当前，像你这等党国元老、四星上得，再也不能倒向桂系一边去了。于是说：“孙科近日即辞职，你尽可放心接任，但暂不去广州，应在南京以主任委员身份协助墨三主持好国防部以及政府的事务。”

    何应钦两眼有些瀨湿，颇为蒋介石不计前嫌而感动不已，说：“一切唯总裁之命是听！”

    —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台湾《中国时报》以《“白团”——战后日军在台报恩的一段秘辛》为题连载文章，首次将蒋介石重用日本战犯图谋反攻大陆的一段历史曝光下面摘录其文——

    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七日，还是国际机场的松山机场没有安排什么特别排场，但是气筑有点不寻常，没有惊动任何人，被斥为二次大战侵华战犯之一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悄诮访问台湾，并由台方人员陪同前往金门前线参观，当时的蒋中正总统还设宴隆重欢迎。

    战争已经结束，中日旧军战后重逢，冈村宁次已经有些老态，然而，由他号召来台的“白团”日本军官个个却仍很硬朗。当时他们来台湾重整国民政府军已经超过十年，俋在军方一直被列为极机密，从未对外公开。“白团”是日本败军之将冈村宁次报恩的故事。

    这是一段至今还被掩盖的秘辛：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战畋的日本军官为了报恩，曾秘密偷渡来到台湾，以协助老蒋总统整军建军。重建反攻大陆的武力当时因为顾忌美国的压力，一直是以秘密方式进行，从未对外张扬，时至今日近五十年。

    报恩的主要关键人物是鼎鼎大名的侵华大将军冈村宁次，前后八十三名来台湾协助训练国民政府军队的，共有八十二人上过中国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为日本天皇效命，中国是他们敌对的一方。战败后，他们卸下军装，离乡背井来到台湾练兵，因为作业机密，从未对外公开，等于是一支遣入台湾的“覆面部队”。这支日文所称的“覆面部队”在台活跃二十年，台湾有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们的学生，何是至今却一直没有列入中华民国军事史中。

    故事主轴开始于五十年前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大陆，日本裕仁天皇在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对华派遣军总司令是冈村宁次。何应钦是盟军中国战区的陆军总司令，于九月九日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代表中国最高统帅接受冈村投降，签字投降的第二天淸晨，何应软召见冈村宁次，冈村一见面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携手合作。”何应钦说：“我们一同努力做吧广这时的合作，指的就是一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

    在中日两国八年的争战中，日军曾经在中国大陆屠杀无数的中国人。八月十五日，在中国的日军从广播中听到天皇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八月十六日，蒋中正就立刻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且负责维持秩序，把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若遇到不法扰乱者，还可以作自卫反击，两天后，冈村给在华日军下达了一份《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再三叮咛要加强对重床政府的支持。

    日本投降后，东京大本营曾经以正式指令致电词村宁次：

    此际莫如掩红色势力（指苏联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祌突，引起东亚之混乱，日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

    这倒是符合作为战敗者统治集团在当时的报复心态。但没有想到，冈村宁次断然拒绝大本营的主张，反而以一贯的**立场与国民政府—同对付中共。

    从中日战争结束之日起，一场微妙的中日关系便悄悄上演。何应钦后来回忆说：“在蒋总统以德报怨的指示之下，中国曾经在短短几个月内，大量动员茵内仅有的交通工具，共遗返在华日本军民达二百万以上。而为了减少他们回家后的生活困难，更允许每人携带行李三十公斤。”据同样负责此业务的曹士澄指出，当时在东三省的关东军有很多被抓到西伯利亚做苦工，英国也估计中国境内的日军需要四年半的时间来遗返，而中国，却在十个月内遣返日侨达二百三十五万人。如果以美方估算，这项遣返工作本来要七年才能完成。

    还有，蒋总统还在开罗会议上力主保留天皇制度。二次大战后的胜利国如菲律宾等要求日本赔款，蒋总统则以“那将造成日本贫困而使共产党坐大”。因此不要日本赔款；原来各国还打算以美国在北海道、英国在广岛、中国在名古屋等地划分军事势力范围，但是蒋中正先坚持不派兵，同时也要求其他各国不要派兵，以保持日本的领土完整。

    有一件事，日本军人心里深深感激，就是按照国际惯例，战败的国家应缴械，军官与士兵将被分别拘留，分开受故俘的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是这样对待日本人。冈村宁次很感激地向何应钦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

    当时，美军顾问团曾经反对中国将派遣军的指掸权交给冈村宁次，但何应钦反驳说：“虽然冈村宁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战争一旦结束，他却是一位可靠的朋友。”

    而令冈村宁次内心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最后得以在国民政府的全力保护下“无罪释放”。二次大战后，冈村宁次因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而被列为被告。

    但最后，冈村却出乎意料之外的获得“无罪释放”。负责审判战犯的审判长石美瑜在判决书上写道，……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専，松丼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的事，与被告无涉。

    当时同被列为战犯的共有一百四十九人被判死刑，而身为中国派遣军最髙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却获判无罪。

    石美瑜念完判决书后，法庭内全场哗然。石美瑜拒绝回答现场人士的质问，立刻宣布退庭。

    随后，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声明中提到：

    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玫府的战犯军事法庭窒判无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性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对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揎自宣判无罪。……

    声明最后要求立即将閃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这项声明在中国内部引起很大的回响，当时蒋中正已经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逮捕冈村宁次，但是，时任淞沪聱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却将命令扣押不发。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凌展，美瘙轮船“维克斯号”悄悄停泊在黄浦港边，没有人知道冈村宁次。经在船上躲了一天了。那时的上海街道上到处贴着“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上午十时，“维克斯号”终于驶离上海黄浦港，閃村终于可以回到他挥别七年的家乡了，当年他以大将的荣耀出征到中国，最后却是在一片声讨声中溜回国。这艘船在二月三日夜里驶进横滨港，这时的冈村已经六十五岁了，而且身体不是太好，还得了肺病。

    战犯处理工作吿一段落后，大陆国共内战局势却出现国民党一路退守的局面：四月共军渡江，五月上海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迁到广州，大陆上仅保有西南、两广及闽南一带地区……在情况混乱中，蒋中正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迁居来台湾。当时台湾隶属陈诚将军所领导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所管辖，陈诚的部队防守闽南、厦门一带，台湾仅有孙立人将军训练中心一万余名的学生兵，而且海空军方面军力也十分薄弱，整个士气低落，人心恐慌。

    当时，原服务于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的曹士澄将军奉调到日本，主要任务是与日本军方各畀联络，寻求日方所藏匿的武器及探寻各种有助于国民政府的机会。而在日本，就有日本浪人藉着征集义勇军援华名义不法骗財的事时有所闻。曹士澄看了这个情况兴起一个念头，认为可以以有计划的方式召集日本正规官兵，并且组织国际**联盟军，向共军进攻。同财他也计划促成日本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

    现年八十六岁的曹士澄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在计划草拟完成之后，就立刻到医院去探视正在养病的冈村宁次，冈村立刻表示赞同，并且愿意负责办理。在梅雨过后的七月，冈村就收到国民政府驻东京代表送来的信函，信上写道：

    目前国府在大陆各地的战闻，连日皆败，虽想确保四川、云贵。两广以策长久，但亦思将长江下游、南京上海等江南地区兵力及要人撤至台湾，以图重编。关于重整军力，希借日本旧军人同志之力。

    曹士澄与冈村经一番详细研商后，把它写成具体的建议书，然后飞回台湾，当面呈给正在台南视察的蒋先生。再经过几次的协商，蒋中正决定先行聘请日本将校若干人来台办理军事教育的训练工作。

    曹士澄又去了一趟日本，这次他带了钱，开始进行工作《首先，他将蒋先生的亲笔函交给冈村，冈村便找来旧第一军司令澄田睬四郎大将、旧第五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小笠原淸中佐三人共商对策。他们与中国代表商量渡航方式与留日家属联络的方法后，便开始积极物色人选。

    小笠原淸相当于冈村宁次的秘书、联络人、斡旋人、调查员等，他曾经在《文艺春秋》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冈村有感于战后日军归国的顺序、维持军队组织、指挥系统等各种处理事项，几乎都获得国民政府的认可，这使冈村感铭肺腑。小笠原淸说“冈村之所以愿意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报恩。”冈村宁次因为自己的健康欠佳，在经过挑选后，决定由前日本陆军驻广东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团长经由小笠原清介绍，富田直亮与曹士澄见了面，两个人相谈甚欢。

    从九月到十一月间，便获得畜田直亮等十七人的承诺，十二月时又加入二人，第一批十九人，每个人都取一个中国化名。

    小笠原清说，他们这些人的化名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与陈昭凯上校商量好，以原名中的汉字、谐音，再参考中国人姓氏而成。例如小笠原淸则采谐音叫萧立元。

    团长畜田直亮也保存原名中的亮字，以白为姓，鸿是中国的吉祥字。就取名叫做白鸿亮。曹士澄说，因为共产党是红的，所以团长就姓白，整个团就叫做“白团”。

    第一批十九名曰箱军官在东京高轮一家旅馆秘密签约，并听取曹士澄说明各种保密规定、行动暗号与联络方法。他们结下盟约的内容为：

    值此赤魔遂日风靡亚细亚大陆之际，当是尊重和平自甴、坚信与XX合作为要之XXXX同志奋起共同保卫东亚，联合**，更密切携手迈向防共之秋……契约中同时约定，凡是同意前往的可以先领安家费八万日元，每月薪资是三万日元，每人每年可以囱日本省亲一次。

    曹士澄说，当时在日本一直谣传日本义勇军要去台湾的事情，为了避免盟军总部及日共注意，乃要求所有人要特别保密。这些获得挑选来台的日本将校，只能对自己的太太说实话，其他一律不准说，但是其中有几个连自己的太太也没有提起。又因当时日本军人一律被限制出境，要来台湾均不能用公开身份搭乘飞机或轮船，兑能以偷渡方式出境。最后是采取分批密运的方式搭乘飞机或轮船先到香港再转台湾。

    “白团”军官到台后，每人都拿到保安爾令部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假身份证，并且在台北大直营地成立“圃山军官训练团”训练由蒋中正担任团长，彭盂缉为主任，曹士澄为副主任。当时，台湾已经有几个美军顥问团成员，“白团”化名来台的时侯，美军顾问团的人并不知情，因为美国人分辨不出中国人与日本人。

    第一批日本顾问团的工作是针对大陆撤退来台的国军指挥官阶级进行再训练，以两个月为一期，一期约一百人，一年后有数百名指挥官接受训练。蒋中正本人更是极为重视这项训练工作，他经常亲自来视察，除了慰问“白团”军人外，更对一激励那些跟着政府徼退来台的各级指挥官。当时蒋先生的算盘是“武器靠美援，士气靠日军重振。”

    民国三十九年秋天，美援武器逐一抵达，紧接者需要部队训练，以及更进一步的实战训练，于是，那年又来了十名曰本军官，民国四十年再来五十四人。这时，共有八十三名“白团”成员在台湾。

    冈村宁次再三叮咛军事顾问团在台工作绝对不得涉及经济与生意以免抵消了报恩的诚意，要殚精竭虑地帮蒋总统实现反攻大陆的意愿。

    三

    这些天，最忙的是蒋经国。他虽被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但并未去赴任，日夕侍奉在父亲身边，随时听候差遣。

    蒋氏父子回到溪口的当天。蒋介石就要儿子抓紧办好两件事。

    笫一件事是暗中监造舟山的定海机场。蒋经国当时并不大明白父亲的意图，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秘密调遣一支工兵部叭和机械车辆开进舟山岛上开山修路，加紧施工。蒋介石对工程进度非常关心，差不多天天都要催问，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使用时，蒋经国才恍然大悟：汤恩伯淞沪弃守幸亏靠了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使部队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第二件事是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南京政府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美元运往台湾，办这样重要的事，既要高度机密，防止李宗仁的南京政府阻挡；又要说服和蒙蔽主管财经的金融当局，以防“资應”为视子，使其合作。蒋经国传达总裁密令”给海军总司令桂永淸，特派一庙军舰于深夜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再由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紧密配合，在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路口临时戒严。就这样，八十多吨黄金、一百二十多吨白银、三千万银元，八千万美金，在夜色掩护下，悄悄运上了军舰。

    另外，最令人慨叹不已的是那一万箱二十万件珍责文物。

    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北平故宫一万箱文物秘密南迁，于当天夜里运进南京朝天宮山洞库房收藏。日寇攻陷南京前夕，这一万箱文物便随国民政府“疏散”到四川的蛾盾山、乐山等安全地区。抗战胜利还都，这一万箱文物也随之返都，现在，这批稀世国宝已经在军舰的掩护下随其它重要物资运往台湾。

    两天后，陈诚发来电报称：“货”已安妥~全部存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

    待两件事办妥之后，蒋经国看到父亲阴郁的脸色放晴了许多，欣兴之余还领着孙子孙女到柯堂里看看戏，给戏班子賜些赏钱。

    直到这时，蒋经国才更加淸楚目前处境南京陷于共产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而“首都”只是一具图有虚名的空壳。他几乎带着仇恨反感那些纷纷逃离南京、在“国难”当头作“鸟兽散”的政府要人。他认为这与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侵略向后方撤离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一种耻辱！

    直到这时，蒋经国才真正领悟了父亲审衡时局，经营台湾的良苦用心虽然还想立足华东，死守沪杭，稳定西南，再图中原，但亦知困难太大，且西南乃是桂系老巢，即令保住—年半载，桂系亦未必肯于听命。唯有迁往台湾，另起炉灶，才是力挽危亡之良策，眼下外援无望，倘若不积存这批黄金和美元，在台湾立足多久，恐怕难以设想了。

    然而，蒋介石的意图远不尽如此。

    元宵节这天，蒋介石在蒋家祠堂摆上了酒席，宴请当地父母官、蒋家族人和乡邻，欢度元宵节。

    席间，人们发现，与蒋介石同桌而坐的除了何应钦、张道藩、谷正纲等人以外，还坐者两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就是原国民党行政掠长翁文釅和儿子翁心源。

    翁文颥是鄞县石塘翁家村人，离奉化只有几十里路。他早年留学比利时，是著名的地质学专家，曾获得比利时罗文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一九一三年以后，他先后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从事地质研究和任教，并创办了淸华大学地学系，亲自执教培养出了一批地质地理学人才。蒋介石对他颇为敬重，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七年，曾任他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佚、经济部长、国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后来当选为行政院院长时，因他学究气太浓，不识权术，故而上任不几日便辞职了，但他在国民政府中依然享有盛名。

    蒋介石为何这般盛情地宴请他，外人不得而知，但翁文灏心里却很淸楚让他来赴宴是为何事，所以接到“总裁电谕”后，就和担任上海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两工程室主任的儿子翁心源一起，急急忙赶到溪口。

    去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就密令吴国桢加快疏散上海的物资，并授意汤恩伯协助资源委员会尽快将上海国有大企业迁移台湾。蒋介石在下野前三天，在总统官邸特别召见了接任翁文顬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的孙越崎，开口便问：“南京有几个工厂。”

    孙越崎忙答：有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五个大厂。”

    蒋介石又问：“资委会所属各厂矿的职员有多少？”

    孙越崎答：“三万多人》其中在外国留学和本国大学毕业的各类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六十，此外还有各种技工和工人共七十多万人。”

    蒋介石沉吟片刻，突然说：“把五个厂都迁到台湾去。一些技术员也跟过去。”

    孙越崎一听，瞄袋嗡的一声。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一工厂全靠“资源”而生存，机器设备可以迁走，技术人员可以迁走。可是蕴藏在大陆的“资源”能迁走吗？

    “总统，迁厂之事实在太难哪！”孙越崎面含苦涩地说，“设备庞大又笨重，折卸装运极为费力，再说江面已实行军事封锁，轮船也不好雇……”

    蒋介石说：“有我的命令，京沪铁路对你畅通无阻，你可以把机器设备由铁路运往上海，再由轮船运到台湾。”

    孙越崎额头上已冒出细密的汗珠：“现在各个厂经济匮乏，人心浮动，有的厂开不出工资，局面实难维持。再说，拆运设备也需要时间，需要一大笔经费。”

    蒋介石板起面孔：“需要多少经费，你做预算来，我交财政部厢拨。为了快和省钱起见，你们一面拆运，一面派人去台湾勘察厂址，把设备直接运至新厂址，免得将来倒运，费钱误事。”

    孙越崎陈情道：“总统，设备可以运走，可是原料呢？原料都在大陆呀！这怎么能运走？”

    蒋介石动怒了：“原料可以进口嘛！我的主意已定！”

    再也不容申辩和商议的了。孙越崎垂下了头。

    蒋介石最后叮嘱说：“你回去就做预算送来，越快越好孙越崎回去后，本想敷衍一下了事，哪知蒋介石抓得很紧，让蒋经国一日三催。在蒋下野之前就拨给资源委员会南京五厂拆迁费一百三十二亿元，并且派人去督促拆运孙越崎只好租了一艘载重八千吨的轮船，停泊在下关江心，通知各广把机器拆运到下关码头。

    蒋介石下野返乡，孙越崎以为这下可好了，立即通知各厂停止拆卸，并且把运到码头上的设备又悄悄运了回来，重新安装。蒋介石得到密报后，哪能不火冒三丈、善罢甘休！当即打电话追问孙越崎是何用心，孙越崎让人回电说自己有病，住进了医院。蒋介石这才电召翁家父子速来溪口。

    酒宴开席时，蒋介石端起酒杯特意向翁老父子敬酒。翁文激和儿子慌忙站起说：“总裁盛情，在下不敢当，不敢当。”

    蒋介石动情地说：“你们父子接电后，这么快赶来一路辛苦了。”

    翁文灝附和道：“能与总裁一起欢度良宵很是荣幸，很是荣幸。”

    吃过酒宴蒋介石又邀翁老父子观赏龙灯。

    奉化的龙灯闻名遐迩，逢年过节，乡民们扛起青布黄布绘制的彩龙串村走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蒋介石十五、六岁时亦是舞龙高手，并且特别喜欢舞龙头。同毛氏成亲那年的正月十五，他领着溪口的龙灯队到三十里外的岩头村丈母娘家去耍”老泰山毛鼎和特意为龙灯队大摆了几桌酒席。今年，因蒋家父子返扫故里，溪口镇的元宵盛景更胜往年，从奉化调来的和镇上赶制的布龙就达二十灰对，从正月十三上灯到十八日落灯，历时六天六夜，可谓壮观。所有祠堂、庙宇亦都大门洞开，灯烛辉煌，合村合族子弟都来拈香上供，拜奠祖宗神明还有高跷、台阁、大头娃娃等竞技逞巧。

    当两条金灿灿的黄龙翻滚腾跃着来到丰镝房时，使良宵盛况达到高潮一时间锣鼓喧天，笙歌盈耳，焰花爆竹，争鸣竞放……可是。没等龙舞结束，蒋介石向翁老父子示意一下一便悄然退场了。

    翁老父子见此情景，马上踉着退出，来到蒋母墓庄——慈庵。

    “翁老，我要越崎拆迁五厂去台湾，他没有迁，他好糊涂哬！我看他是受了地下共产党的蒙骗了。”蒋介石面含愠色地说。

    “总裁，孙越崎确实病倒了，加之各厂有情绪，他很为难。”翁文灏搪塞道。

    “我是很看中他这个矿业专家的。”蒋介石慢吞吞地说，“你回去劝劝他，有病安心养病，叫他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晻，请你们父子来，是想要你们协助孙越崎加紧拆运之事。翁老可先携家眷去台湾，心源在上海押货船再去。”

    翁老父子相覷一阵，只好应诺下来。

    蒋介石提高嗓音说：“回去向技术人员讲，凡去台湾者，我给他盖别墅、配轿车、发高薪！”

    翌日，翁文灝回到南京，向孙越崎说起与蒋的会晤，孙越崎不禁大吃一惊，赶紧召集各厂主管开会拿主意。大家一致表态，不愿迁厂去台湾。

    蒋介石见南京五厂迟迟没有动静，就给汤恩伯去电催办。汤恩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强硬口吻给孙越崎发了一个急电：

    奉层峰电令：南京五厂速迁台湾，不得延误。

    孙越崎接到电报，立刻从电文里闻到了一股杀气：看来老蒋要以武力相威逼了！

    怎么办？

    他想来想去，心一横，拿着电报去见李宗仁。

    此时，李宗仁正为商定和谈代表去北平谈判煞费心思。孙越崎激将说：“李代总统，倘若在这种时候拆迁工厂去台湾，显然表明我方对和谈缺乏城意。虽然此乃是蒋总裁的意思，但外人不明真相，你和我都有责任哪。”

    李宗仁本来就满肚子窝囊气没处放，一听此言更是来气，骂道：“娘的，工厂不迁，我看他又该如何！”

    遂下令派兵把各个工厂监护起来。

    直到两个月后南京解放，乘泰康”号军舰漂泊于海上的蒋介石痛惜地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骧了我一大笔拆迁费，让他和设备都留在大陆了……”

    那么翁文灝呢，他让儿子留在上海，尔后又把父亲和妻子儿女从台湾接应出来，转道香港回国。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纠缠，他暂时避居法国。一九五一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他取道香港回国，成为返回大陆的第一位国民党政府要员。

    四

    盛况空前的龙灯会刚刚谢幕，竭尽地主之谊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就被免除了职务。

    正月二十（即公历二月十七日），《扰州日报》发表了陈仪免职的消息时，陈仪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其实，连代总统李宗仁看到报纸后也感到莫名其妙，即刻打电话问广州的行政院长孙科，孙科回答说：“这是总裁的电谕，他叫撤谁就撤谁！”

    陈仪怎么也想不到，出卖他的竟是亲如子侄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今汤恩伯。

    蒋介石下野之时，陈仪默察大势所趋，想走傅作义之路，反蒋举义。他毅然将省警察保安处长毛森逮捕的一百多名嫌疑犯作无罪释放，井下令将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养病”的呈文，陈仪大笔一挥。“辞职照准蒋介石得知后。大为恼火，认为陈仪心怀异志，早晚必变，故而在下野路经杭州时，不敢在西湖的别墅过夜，而住笕桥空军俱乐部宿舍，以防西安事变”重演。

    陈仪决意要走傅作义之路，可他又不同于傅作义，手下既无可调之兵，又无可遣之将，于是便想到了汤恩伯。除夕那天，陈仪从杭州赶到溪口，在向蒋介石拜年的同时，他已派在浙江大学任教的外甥丁名捕携带他的亲笔信去上海晋谒汤恩伯，策动起义。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是浙江武义县人，虽姓氏不同，而他俩的一如“父子关系”在国民党部队中曾传为佳话，扬恩伯原名克勤，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年就有从军报国志向，而苦于无门径可循。正逢素不相识的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汤遂寻上门向陈作毛遂自荐。陈一眼看中他是一块好料，先提升他为连长，后又保送并资助各顼费用送他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视他为义子。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汤学成回国，经陈仪向蒋介石举荐，又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便由旅长而师长军长、军团长，以至方面统兵大员，抗战期间，享有军中三杰”之称，其三杰人物乃指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饮水思源，汤恩伯之从学就业，乃至后来在军中扶摇直上，深受陈仪从中汲引与举荐之恩。因而汤恩伯对陈仪尊礼亦无微不至，敬呼“老师”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仅在写给汤恩伯的亲笔倍中开列了详细条款：尽先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公共财物不遛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又称：汤如某履行上述举措，中共则能取消其战犯名义，并给予相当职位，其所部可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汤恩伯看完信，对丁名楠说：“老师的意见很对，但我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我准备日内赴杭与老师面商。”

    陈仪等了三日，仍未见汤恩伯到杭，十分焦急，再次让丁名楠和中共地卞竟员胡邦宪持其亲笔信连夜去上海。信中写道：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一月三十日夜叉及：再为办事便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汤恩伯看罢信，立即把信装进内衣口袋里。然后说近日事忙，未能去杭州，深表歉意》并同意委任丁名楠为秘书，以便随时与老师联系。丁名楠转述舅父要汤为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大上海，要及早举义的嘱咐。汤恩伯则抱怨说解放区电台天天都在斥责他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

    胡邦宪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预感不妙，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认为丁名楠留下，是汤扣留人质的一手。二人连夜赶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仪却不相信，他说：“恩伯和我岂能是一般关系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再说我来浙江，也是出于恩伯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他若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然而，汤恩伯却退缩了，变卦了！义子背叛了义父，学生出卖了老师！

    汤恩伯拿到陈仪的亲笔倍，立刻拍成照片派人去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派谁去呢？他找来毛森商量。毛森向他推荐了毛人凤。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徹掉了毛人凤的军统局局长职务，改派徐志道为局长，但毛人風仍被蒋介石所用，汤恩伯密派一架专机送毛人凤去溪口向蒋察报。

    蒋介石看了陈给汤的信函照片，拍案大怒，。立即向俞济时吩咐道：“快给广州行政院拍电报，浙江省立刻改组，叫周齒来主持浙江省务，把陈仪关起来受审，我早就看出他有策变之心！”

    当日，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要毛人凤飞回上海，接汤恩伯来溪口开会蒋介石见到涵恩伯，先是大大赞许一番，尔后问汤对此事的意见。汤恩伯说：“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抽之意见为意见广并表示对蒋公决尽忠到底，万死不辞，不听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誓守上海，与中共作战到底。为表忠心，汤恩伯已将家眷送到了台湾。

    不过，汤恩伯向蒋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即保全陈仪一条性命，由其奉养天年他说，他和陈仪之关系，素为总裁所知。在不姑害总裁及政府的威信之下，仅希望能予陈以善终天年之恩；蒋介石听罢，毫不迟疑地当即授汤以处理陈案之全权，并责其提出继陈出任浙江省主席之人选》汤恩伯提了三个人，蒋介石圈定了周按行政程序，换省主席需行政院长孙科召集会议发布改组命令。为不露破绽，蒋介石先让汤恩伯发表周饴为杭州瞽备司令，俟防务接管与部署妥善后，再发布周於接替陈仪的省主席命令，届时仍让陈仪自行办理交接手续。

    二月十七日，《杭州日报》发表免去陈仪浙江省主席的消息，中共地下党胡邦宪立即见陈。意图证明汤恩伯出卖他已成事实。但陈仪依然不信，并且说：“我刚与恩伯通了电话他对我的免职亦感到意外，请我迅速移交，到上海与他详谈。恩伯还宽慰我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接管，何足为奇呢？”

    陈仪卸职时，收到汤恩伯转来一件蒋介石安慰陈仪的电报，电云：“汤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陈仪这时才感到了不祥之兆，便不屑于去溪口见蒋。可蒋介石让儿子打电话来催了，蒋经国说：“陈主席免职之事，我和父亲颇有看法，李代总统和孙院长他们的做法太令人气愤了！我父亲请陈主席尽快来溪口谈谈。”

    陈仪明知这是蒋的一个圈套，若是察觉出蛛丝马迹，岂能饶过我陈公洽！于是搪塞道：“我眼下正在交卸，等移交后再说吧！”

    二月二十一日，周站疋式接任浙江省主席，当日，陈仪乘车回到上海私宅去。临走时，胡邦宪劝阻他不要回上海，应在中共地下组织掩护下转至福建。他却固执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要去见汤恩伯弄个端倪。”

    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为他埋下的一步棋，去上海和去溪口毫无二致，一去便失去自由了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