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战事开端，邵九公对于诱使线国安深入广西再加以围歼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据那些降官交待，线国安本部只有万余原定南藩下精兵，其余多是云贵两省投降的明军。
仅从战斗力而言，线国安本部汉军并不算一支强军，否则也不会被晋王李定国压制了那么多年。直到晋王从安龙保驾去云南，广西明军留守兵力空虚，线国安才得以趁机攻占柳州、浔州、梧州等广西要镇，切断了云南和广东明军联络通道，实现了明面上广西版图归于清统。倘若当年晋王没有从广西抽走主力，线国安及定南藩下那些残军恐怕连在广西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如丧家犬一般狼狈逃回湖南。
而以军心而言，现在的线部也未必是铁板一块。人数多达线国安本部三四倍的降军大半都是原孙可望的驾前军及其他明朝兵马，这些人在孙可望降清后士气低沉，对抗清前途绝望，以至清军入黔以后要么望风而逃，要么不战而降，比起誓死抵抗的晋王及巩昌王麾下兵马差了不是一分两分。这差，不是差在战斗力，而是差在军心。
三四万刚刚投降的降兵能够为满清朝廷卖多大命，邵九公对此保持疑问。而线国安又是否能如臂使般驱使这些比他本部多的多的降兵冲锋陷阵，邵九公同样怀疑。两个怀疑之下，他自然对战局充满信心，且难得乐观。
周士相选邵九公出任广西巡抚，成为太平军组建以来第一个独力承担一方面军政的大将，某种程度不是看重邵九公能打能拼，而是看中其老成持重。
太平军西南战略的核心是封堵云贵清军，换一个字眼便是守。依托湘黔及桂黔多山少道的地形，凭借地利将几十万清军封在云贵不得出，便是周士相早在广东时就和宋襄公定下的“勤王战略”。
此战略两个要点，一个就是湖南和贵州边境的封堵，另一个则是广西和贵州边境的封堵。前者，周士相亲自领兵前去实施，后者，则交给了邵九公。
老成持重的邵九公无疑很合适承担“守”这个任务，且按照原先的计划，诱敌深入，逐步消灭进而在柳州合围线国安，断绝其部与贵州的联系，使其孤军顿于柳州坚城之下。届时即便线国安手下的兵马和广西太平军总体兵力相当，对方也不可能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天时、地利、人和，战争的三要素，太平军已尽数取得。
天时者，广西全境为太平军所占；地利者，坚城要寨关卡要道尽在太平军手中；人和者，上下一心，太平军凭借快速席卷广西取得的胜利将广西军民凝聚在一起，哪怕是降官都在太平军的兵锋之下改旗易帜，摇身要与大明共存亡。当然，最大的人和是那些降官都惦记着一家老小和家族的命运，他们可不敢拿家族存亡去赌太平军的刀会不会软。在面对马上要自己命及可能要自己命这两个十分头疼的选择题下，降官们一致选定了前者，以致广西反清声浪高涨。
攻占广西可以说顺利无比，唯一可惜的是定南藩下那帮汉军没有将家眷从辽东带过来。这不是他们不想带，事实上当年多尔衮令三顺王南下时，都是允他们将来可以开藩建镇，永镇南方。而为了让汉藩们替大清卖命，多尔衮也是大度的允他们将留在辽东的家眷尽数带往南方。这就是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多尔衮的这个大度决定确让汉藩们倍加用命。尚可喜和耿继茂在攻占广东后，都将家眷从辽东迁到了广东，孔有德却没有干成，因为还没等他着手为将士们将老婆孩子从苦寒的辽东迁来，李定国的大军就将他围在了桂林城中。
定南王府一场大火，孔有德一家120余口人都送了命，只幼子孔廷训和在北京的女儿孔四贞逃了此劫。此后，定南藩下残军在广西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除了极少数将领在军中携有家眷，大部分定南汉军的家眷都在辽东巴巴的等着消息。这就导致太平军占领广西后，不能如同广东那般以家眷性命要挟，从而让线国安部不战自溃。
人质没有，金银财货却是缴获颇多。可以说，线国安军中大小将领多年来抢掠的身家全落在了太平军手中，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在听说广西沦陷后，线国安麾下的大小将领可都是人人咬牙，红着眼睛要回广西和太平军拼命的。
当然，广西的太平军可不怕线安国的手下回来拼命，吃进肚中的东西让他们再吐出来也很困难。
有利条件尽占，又是对付远道而来，千里回军的线国安，负责这一任务的又是以持重闻名的邵九公，怎么看，周士相都不认为广西这边会出什么纰漏。即便邵九公依旧对付不了线国安，但将对方牵制在柳州附近也算合格完成任务。
周士相从前在广东香山时对诸将所说，伐清如伐树，满清朝廷好比一棵根深干粗的大树。根者，满州人也；主干者，蒙汉八旗也；枝干者，各地绿营也，而支持满清的汉人地主士绅就是这棵参天大树的叶子。对付这棵树，首要的便是先将叶子摘光，枝干锯掉，然后再去砍主干，最后刨掉它的根。伐树的过程是缓慢且极其凶险的，一不小心就会砸死人。而对于一些枝干和叶子，如果它们愿意自己落下，从而让满清这棵大树越来越虚弱，周士相也是乐意看到并愿意成全的。
周士相从没自大狂妄到以为可以凭借太平军一军之力就能把西南几十万清军给一锅端了，所以他联络夔东十三家，将顺军余部作为一股大水从夔东放出来，去冲两湖，替太平军承担北线压力。另一方面，对西南清军，周士相依旧采取从前策略，即分化拉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