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明率先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刘光明的办公室由三个小房间组成，最外面的是一个小会议室，可以坐10个人，刘光明召集的如书记碰头会之类的小型会议一般都在这里开，在往里走就是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面积不大，只有不到20平米，最里间是一个休息室，配有一个小的卫生间，可以淋浴。刘光明打开第一道门之后，侧身抵住门，给顾维城和何建新让出了通道，对门口站的笔直的秘书说了句“去泡两杯茶来，铁观音”。

    顾维城在小会议室和办公室之间看了看，对刘光明说我们就在你的会议室坐一坐。有一个小现象刘光明注意到了，顾维城一直自己提着公文包，在上楼的时候他去伸手想帮顾维城拿时，顾维城摆摆手拒绝了，他感觉到了这个领导的官架子不大，这是他的第一直觉。

    秘书很快把茶端过来，刘光明对秘书指了下桌子，秘书很快领会精神，转身进入办公室把刘光明的茶杯和笔记本拿了出来，刘光明对秘书挥了两下手，示意秘书出去并把门关上。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小秘书。

    刘光明有个习惯，喜欢把一些平阳的发展数据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每个月都要召集相关部门汇报下本月的经济发展情况，以便自己掌握。刘光明打开了笔记本，翻到了密密麻麻写着数字的一页，把笔放在笔记本的中间，防止书页自己翻转。

    “书记，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就把平阳的基本情况和今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态势给书记您做一个简要汇报，请书记批评指正”顾维城微微一笑，向刘光明表示可以开始了。

    刘光明滔滔不绝的介绍起平阳的基本情况，刘光明前一个职务是平阳区长，所以对于平阳的基本情况他了然于心，这种汇报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不用看他也能说上一二。刘光明说的重点还是平阳的经济发展情况，从GDP、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财税收入等方面详细列举了一大堆的数据，在每个数据说完后都要强调这些数据在全市名列第几，这是政府汇报材料的必说之话，数字别人不一定记得住，但名次却很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官场的惯例。半小时后，刘光明完成了自己的汇报，他脑海里思考了几秒钟，想了想还有没有什么没说到的，感觉没有了，他才向顾维城说了句汇报完毕。

    “光明，看来你非常熟悉平阳的工作啊，这些数据都是铭记于心，看来你这个书记是有准备的、有底子的”顾维城给刘光明一个评价，也算是很公正，也可以说是很官方客套的评价。

    “光明，我有几个问题再问一下你”

    “书记请讲”

    “平阳现在的经济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

    “平阳虽然是平南城市的主城区所在，但是我们这里的农村还是占大头的，全区19个乡镇、6个街道，有17个乡镇还是广义上的农村乡镇，也就是二类、三类乡镇，只有2个乡镇和6个街道是城市乡镇、街道，也就是一类乡镇，农业的比重还是很大的。现在的平南经开区就是从平阳区成建制划出去的，以前的工业都主要集中在经开区里，所以现在的工业整体比重并不算高。平南的主城区在平阳，所以我们区的服务业收入比重就比较高。总的来说，平阳是“三一二”的产业格局，从产值来看，三产、一产比例高一些，从税收来看，三产、二产的比例要好一点，因为现在农村经济都是扶持为主，税收上很难有较大突破。”

    “那老百姓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群众的收入我们是分了两类来计算，一是城市居民去年的平均收入在37800元左右，而农村居民的去年的平均收入在18000元左右”

    “那平阳区的机关干部和事业人员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般的机关干部一年收入在5、6万左右”

    “平阳的干部收入在全市算相对好的”何建新补充了一句，刘光明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那城市居民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农村居民年收入在10000以下的比例有多少？”

    “这个数据还真没有认真统计过，应该比例在百分之几吧，不会太多”

    “你下来摸个底，数据一定要真实、确切，弄好之后直接给我”顾维城强调了一点，这些数据对于他来说未来有很大的意义。

    “光明，我刚来不久，很多情况都不是特别熟悉，上次我们见面聊了聊，但不是特别深入，我想今天登门拜访，听听你对平南的发展和我的一些建议意见”顾维城说这话时，显得很恳切，像一个学生在请教知识一样，他面前的这些人，对于一个刚到平南的市委书记来说，在某个层面上可以算得上他的老师了。

    “书记，您过谦了，我没有想到您作为市委书记会这样谦逊，我从内心里非常敬佩您。如果说建议我一时半会没有想到，但对于平南整体发展而言，我倒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向您反映一下”

    “请讲”顾维城的话音很重，像一块石头砸在水泥地上，掷地有声，这也是在给刘光明打气鼓劲，让他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大胆抖露出来。

    “放权的问题，书记，市委市政府现在把权力上收得太过，基层的自主决定权非常之小，各种行政审批权被市级部门大量收走，一些小事都要层层报批，繁琐又复杂，有些事基层能办的，但是也要市上签字才能生效，我们以前招来的一些企业，企业办点行政手续，要来回往返很多次，还不一定能等到领导签字，后来就慢慢离开到其他地方了。还有就是市县争利的问题太严重，最明显的就是市上把一些运行状态好的大型企业的税收都纳入市本级收缴，而这些企业又都在县市区里，基层要提供很多的服务，但是财税上没有太多的回报，就好比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只羊，花了钱买了饲料，日夜盼着卖个好价钱，但最后卖了羊，钱却都掉进了屠夫的手里，农民落得人财两空，当然，我的比喻可能不恰当，但这却是事实。最后一个问题，我有点不敢讲，毕竟这是很敏感的话题”

    “但说无妨，我们只是在探讨而已”顾维城继续给刘光明打气鼓励。

    “书记，那我讲了，如果不对，希望你不要生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信访问题，现在市上要求属地管理，只要有群众到市上上访，最后都要群众所在的县区、乡镇把人领回去，也不问事情缘由，只说一句谁的人谁化解，基层每年应付这些信访人群，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还只是到市信访的，到省、赴京的，更是要派专人去接回，这笔开支每年都是一个无底洞。我想说的不是群众的错，而是我们的体制，大部分上访的群众都是有真实问题反映的，但是有一部分不是基层能解决的，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是当前政策不能化解的，如果化解了就是闯了政策的红线，干部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很多基层宁可花钱接人，都不愿意冒政策的风险，导致了大量群众不断上访，市上又总是要求基层化解，所以群众都感觉越往上就越有利。还有一部分就是信访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些人从信访中获得了本不应该的利益，他们就不断以各种事由上访，只为谋利，我们基层叫这些人是职业信访户。”

    顾维城记下了刘光明提的问题，而且想起了他的老同学——郑和平，他感觉到平南的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个案了，应该是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