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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急躁情绪”辩
    昨夜一场风雨,出了些许小事,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第二天早晨,吴所长召开碰头会,“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这新围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请大家踊跃发言,”于是建筑设计所的专家们立刻引起了三派分歧:“现代派”与“守旧派”各执一端,引经据典,各自发表一堆永远正确的原则;最后由“取消派”一笔勾销:“依我看,如果围墙不倒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围墙到底怎么修?

    矛盾留给了行政科的办事员、生了一张娃娃脸的马而立。

    马而立骑车直奔房屋修建站,同那里的工人和技术员一起,蹲在地下比比划划,不到半小时,几个难题都解决了。接着他带领工人们只花了一个星期天的工夫便把围墙修起来了。因为修得太快,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于是招来了“批判力永远大于创造力”的三大派一片非议,一致认为这个马而立“办事不稳”。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马而立,睡在会议室的沙发上,朦朦胧胧地挨了一顿批……

    这是江苏作家陆文夫的一篇小说。它现在正捧在高扬的手上。放下这本杂志,他难以抑止地在房间来回走动着,他看见了千万个河北的“马而立”,千万个河北的“吴所长”……他重又坐下来,挥笔写道:

    建议把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印发省直机关各单位,包括事业单位,供所有工作人员阅读。

    “从小说中所描绘、刻划的人物群像,我看大家都‘似曾相识’,这些人好象就在我们身边走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专家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们,在用人行政、看人看事等方面应该从这篇故事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很值得每个人深思;象马而立那样的干部,大概哪里都会有,他们的处境如何,也值得各级领导者负责检查一番,不要让诗人再发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叹息。”

    ——高扬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

    马而立三生有幸,经第一书记批准,加入了河北籍,成了老少皆知的著名人物。陆文夫固然是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作家,但笔者敢说,在河北的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中间,知道马而立的比知道他的多。

    省委第一书记用小说指导工作,颇为新鲜。《瞭望》杂志称赞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高扬倒并未想到这一层。他只是觉得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似曾相识”,“好象就在我们身边走动”。有些同志吃惯了“大锅饭”,端惯了“铁饭碗”,办事拖拉,文牍主义,互相扯皮,矛盾上交……“文不象誊录生,武不象救火兵”,甚至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就不干了,就没动力了,典型的旧政府小职员形象——做官吃饭。他对此蹙额疾首,他在寻找整饬的办法,寻找生活中的“马而立”。

    八二年夏天,河北的局面还相当混乱的时候,有一张名叫《农家乐》的农村科技小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张小报登的都是农民立刻用得上的科技知识、生产的经验、门路和信息,它顺应了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为我们帮助农民致富找到了一条途径。十二月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河北日报社,说他想见见《农家乐》编辑室的同志。他与他们整整座谈了一下午。这张小报最初是河北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在一不增编制,二不增设备,三不增资金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后来与省供销总社合办,由各地的供销社、代销店和副业组织员,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上。每次报纸一印出,农村部从主任到编辑一齐出动,自己动手分报、包装、发送邮局。为了方便农民订阅,他们打破常规,农民看到报纸再交钱也行。“甜叶菊种子在哪里买?”“蚯蚓到哪里去卖?”“小鸡互相啄羽毛怎么治?”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他们四处寻访,还常常代农民买种子、书籍等寄去。因此,它创办一年,订户已达三十万份(八四年达七十万份),被《文摘报》列为全国“个人订户之最”,农民称它是劳动致富的“及时雨”,“活财神”……

    “好!”高扬兴奋地称赞道,“你们虽然也是‘官办的’,但是办到了农民的心坎上。我们就是要把那些‘官办’习气打倒,打不倒也要挤垮它!”他嘱咐编辑室把办报的情况写份材料给他。八三年一月六日,他把这份材料首先推荐给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代表们。

    “……一个每月四期八开纸四版的小报,在全省,甚至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展现了它突出的生命力,原因何在,材料中写得明明白白,读了令人感奋。说它为一九八二年河北工作增添了小小的光彩,我看也不算过誉……因此我主张,把这份材料广为印发。发到全省各文艺文化团体及新闻出版部门……同时发给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机关,要求他们据以检查、纠正农工商学各业有些‘官办’单位安于落后的懒汉思想,促使他们振作起来……”

    他在这里推荐的实际就是“马而立”精神。几天之后,他在会议的讲话中又郑重指出:“进一步提高党政机关工作效率的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年必须力求振刷。”七月,他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提出了“振作精神,振兴河北”的响亮口号,并采纳了记者牛一见的建议,要求首先从各级党政机关大院“振”起……

    谐然成趣的是,《河北日报》五月二十五日发表了高扬推荐《围墙》的意见,全文转载了这篇小说,正在这件新鲜事被人们争相传告,一时“洛阳纸贵”的当口,二十六日,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通讯,介绍一个名叫顾二熊的县属小化肥厂厂长。人们读过之后,不由叫道:“嘿!这顾二熊就是个‘马而立’呀!”

    所幸,这个“马而立”没有遇上“吴所长”。该报四月二日已经报道过这个小化肥厂,那时候,高扬刚离开这个厂两三天。报道的标题、副标题引用的就是高扬在那儿说的话。

    “用人的得失,是古今中外治乱兴衰之所系。”高扬一到河北,就反复强调这一点。上任第三十五天,他就在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要清除干部工作中“乱点鸳鸯谱”、“学非所用”、“优材劣用”、“滥竽充数”等积弊。他还提出“发现和选拔人才要开创新的途径”,主张动员群众推荐人才,以弥补单靠组织部门专业考察制度的缺陷,避免遗漏人才和选拔失误。作为“七十老翁”,他深感时间的紧迫,因此不遗余力地为那些、“遗之在草泽”的马而立式的人物打抱不平,鸣锣开道。每次下去调查,一听说哪儿有个不错的人才,他立刻就去考察。

    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到了衡水地区,听说冀县化肥厂的年轻厂长顾二熊很有道道,于是他就去了。他让顾二熊领着,沿着生产流程察看了各个车间、化验室和销售处,以他当过四年化工部长,主持编写过“化工知识丛书”的眼力,直接考核了顾二熊和他的工厂。那时候,我国大多数氮肥厂都赔钱,一九八一年顾二熊刚当厂长时,他们的主要产品“碳酸氢铵”也卖不出去,农民说那是“气儿肥”,不管事。顾二熊在河北农大攻读了四年“土化”专业,毕业后又当了多年农业技术员,深知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心理,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他写了篇论文,提出化肥生产要和普及化肥知识结合起来,受到化工部的重视。他们下乡宣传科学知识,进行化肥效果实验,让农民亲眼看到化肥的效果。他们号召农民买化肥时带土样来,工厂免费提供化验分析,然后教以应施化肥的品种、数量和方法,并对带土样来的农民给以优惠价格待遇。他们免费为青年农民举办化肥技术训练班;他们根据本地区土壤、气候特点改革施肥方法,为全区农业增产开了一条新路……他哪里只是一个小小厂长!他简直把他的化肥厂变成了一个推动巨大杠杆的神奇的“支点”,变成了一个足以震颤全身肌肉的“穴位”。高扬兴奋地称赞他们的“农化服务中心”是个方向,既兴工,又利农,为振兴小化肥工业开拓了一条新路……

    在衡水,高扬还当面考核了武邑县委书记乔世忠。乔世忠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就要赶到地委向高扬汇报,“单个教练”,“突然袭击”。高扬在各地检查工作,曾多次批评一些县委书记心中无数,或者只懂粮棉油,不会管工业;或者只知抓生产,不会总揽全局。而这位乔世忠,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三点,居然没被问倒。

    不久,乔世忠和顾二熊分别被委任为衡水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八三年全省的机构改革和班子调整中,各级都吸收了一大批这样的新人,成为河北省一九八三年引入注目的成就之一。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当了省委秘书长;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当了省委组织部长;地区小报的主编当了专员……

    但也毋庸讳言,许多“马而立”式的人物还被埋没着、压抑着。几千年封建传统和长期吃大锅饭形成的保守意识、世俗偏见,比制度的缺陷更难清除。而这些偏见如果存在于老同志和领导者身上,则危害尤烈。

    “两年来经常参加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更替的讨论。在大量中青年干部的考察材料中,不断出现有‘急躁情绪’的记载。开始还不大在意,以为人总不免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吧!然而耳闻目睹这种论断越来越多,到最近,‘急躁情绪’竟至成了百分之六七卡被选拔对象的通病,这就不免引起了我的深思。”

    ——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分别发表在《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杂文,题为《“急躁情绪”辩》。作者对“急躁情绪”做了辩证分析之后,问道:

    “然而,准备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大多数中青年干部具有的所谓‘急躁情绪’,果真是他们的缺点,应该要求今后予以克服吗?”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甚至各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以‘不为福始,不为祸先’做行动准则的人,还有‘只当和尚不撞钟’的人,还有‘遇着困难绕道走’的人,还有一心想‘多栽花,少栽剌’的人;至于满口大道理、满腹小算盘的人所在多有,那就不用说了。在领导班子里,如果这样的人成堆,就会……‘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在那里,谁要是公而忘私,见义勇为,对邪门歪道敢抗敢管,就不免被讥为不安本分,不通情理,说得含蓄而且稍具原谅意味,就叫做对人对事有‘急躁情绪’。”

    作者深入分析了产生这种怪现象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拿某种标准来衡量准备提拔的新人,说他们有‘急躁情绪’是缺点;而从革命的要求看,则大谬不然。当然我们也不必高喊‘急躁情绪’万岁,但是,在被叫做‘急躁情绪’的种种突出表现中,却普遍地闪耀着勇于负责、勇于创新和勇于反对庸俗习气的革命光辉,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最后,作者以不可抑止的激情疾呼:

    “循名贵实,我认为,倒是应该把这‘急躁情绪’的贬责之辞从新人的考察材料中抹掉,而在缕述他们勇于战斗的字里行间,加上肯定和赞美之辞。旧的政治历史规律对革命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了。廓清云雾,涤荡腥膻,正有待于具备四化条件的干部发扬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这是申讨落后、保守、庸俗的传统偏见的战斗檄文,这是胸怀大志而求报国有门者的呼声,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要求摆脱羁绊的呐喊!文章从思想、情感,到犀利泼辣的文风和新鲜活脱的语言,无不充溢着青春的气息。谁能相信,它竟然出自七十三岁鬓发如银的省委第一书记之手呢?

    言为心声。接下去我们将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高扬本人的写照。他是很有一点“急躁情绪”的,虽然已不属于待提拔的中青年之列。我们被耽搁得够久了,当前应兴应革的事情那样多,难道能够容忍“老牛破车疙瘩套”,慢慢腾腾地往前捱吗?有独立见解的人没有几个不被扣上“骄傲”的帽子,改革者没有几个不被斥为“急躁”、“不安分”。处在改革的大时代,非但有必要为这种所谓的“急躁情绪”辩一辩,依高扬的本意,倒是应该命题为《“急躁情绪”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