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克罗齐的意大利学者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王书辉本人对于这句话的认识是，不同的人，对于历史的解读都是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标准进行的。

    比方说，非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精英人物对历史的推动，才子将相创造了历史。

    再比方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看待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阶级斗争创造了历史。

    作为一个穿越者，作为一个穿越了两个时空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科学社会学理论的信奉者王书辉也不得不承认，明朝末年的历史，似乎恍恍惚惚的就像当代史一样的现实。

    一边是封建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封建王朝的摇摇欲坠，一边是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全面衰退。

    一边是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而陷入愤怒和绝望的人民，一边是因为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而开始郁闷和失望的人民。

    一边是彻底的抛弃了明王朝政府，陷入对自身利益的偏执和疯狂的封建地主阶级。一边是完全没有任何理性和良心，只知道维护自身利益开始疯狂扩张和进击的既得利益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就是这么流氓。因为没办法实现证伪，克罗齐对历史的观点，总会在现实层面隐隐约约的被证明。

    克罗齐是个非科学社会学立场的社会学者。就像王书辉坚定的认为不存在没有立场的纯粹经济学，只有存在有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王书辉也坚定的认为，没有纯粹的历史学，只有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学。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知道阶级矛盾已经全面爆发的王书辉，对明王朝陷入灭亡的历史进程有着充分的认识。他知道明王朝将会被爆发的阶级矛盾摧毁。只不过阶级矛盾是以怎样的方式，用谁作为主角灭亡明王朝，这样的细节，他还不知道而已。

    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已经觉醒的领导组织，没有已经觉醒的革命者的教育和指导，劳动人民对于自己力量的认识还不会觉醒。

    封建农业时代的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认识是非常的模糊的。他们进行抗争，参加革命性行动的原因甚至都不是直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进行抗争，他们参加革命性行动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就在眼前的生存危机。

    农民造反军势力确实对中原地区的农民进行了裹挟。但是只要大部分的农民们没有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他们是不可能真的被裹挟起来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陕西、山西和河南地区的农民们，对于自己被“卖”给复兴党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反抗。

    因为他们参加造反，被裹挟的原因是，在绝望中主动或者被动的想要解决生存危机。而到复兴党治下生活，给复兴党“大老爷”当佃户，当长工，做工挣钱，与参加造反当个农民军相比较起来，一方面可以更快更直接的解决生存危机，一方面可以更安全更彻底的解决生存危机。

    用一个叫张牤牛的原河南农民，现复兴党中原铁道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的话来说，“不是俺不想当佃户当长工出苦力赚钱糊口，反倒去参加造反的。而是俺们那地方像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地主大户们实在太少。俺是想当个佃户长工而当不成，实在没办法才当了土贼的。”

    这不仅仅是被复兴党救援下来的中原农民们的想法，就是在真定地区作战的李自成和卢象升兵团双方的士兵们的想法也差不多。

    李自成麾下的士兵们当闯军，是为了当兵吃粮。卢象升麾下的士兵们成为天雄军，也是为了当兵吃粮。双方的士兵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的明确的不同。他们双方互相厮杀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这个乱世中活下去，能够继续当兵吃粮。

    生存，这才是刻在一切生物基因中的东西。

    在真定府这个北直隶的南大门处，这个宽广的华北平原上厮杀的李自成和卢象升兵团，随着战争的深入开始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似乎大家手中的武器是一样的。

    这就是被后世新中国自由派非科学社会学史学家们诟病的一个问题了。无论是李自成的闯军军团使用的武器，还是卢象升的天雄军军团使用的武器，都是复兴党兵工企业的出口部门统一生产的。

    标准化、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武器使得双方发现，从对方身上获得的武器部件居然可以严丝合缝的和己方破损的武器拼接起来。

    比方说，一个天雄军士兵从一个闯军的尸体上拿到的长矛矛头，可以非常合适的和自己那掉了矛头的长矛杆连接起来。两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武器部件之间联合的螺栓，是完全合适的。

    再比方说，一个闯军士兵从一个天雄军士兵的尸体上搜到了一小袋火枪铅弹，居然可以非常合适的填装到自己的滑膛燧发枪里。要知道，用这个时代的常识来说，别说是作战双方的火枪弹药不能配合了，就是己方的火枪弹药基本上也都是不能配合的。

    手工业时代的产品公差可是厘米级单位的。

    实际上，复兴党通过对大明政府军和农军造反军双方出售武器而获取高额利润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农民造反军方面通过人口和掠夺来的金银与复兴党交换武器和物资，明王朝政府军方面，通过金银铜铁现货和复兴党交换武器和物资。只不过一个的交易地点在中原地区，一个的交易地点在鲁东地区。一个交易的负责人是被复兴党看好的李岩，一个交易的负责人是同样被复兴党看好的孙元化而已。

    复兴党内对于王书辉支持的，对明闯双方的武器贸易有不同意见的人不是没有。

    比如复兴党中央委员会主任孟离就对王书辉提出过，这样向两个反动武装力量输送武器物资，会不会加重他们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王书辉对孟离提出的问题只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反问，“难道复兴党不向这些反动派输送武器，这些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就会减弱了吗？”

    孟离听了王书辉的话之后就沉默了。因为他明确的知道，无论复兴党对不对双方输送武器，农民造反军都会裹挟人民群众成为炮灰。无论复兴党对不对双方输送武器，经济陷入崩溃的明王朝都会进一步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

    反倒是复兴党和双方的武器贸易，可以使得那些被裹挟的人民群众通过贸易得到复兴党的解救。而且从明朝政府手中获得的黄金白银，也可以用到复兴党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国家建设中去。

    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危机，因为西班牙等殖民者对美洲白银开采的萎缩而突然降临。这样一种原始的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因为白银输入的萎缩，明末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进入全面衰退的状况。

    货币供应的减少，使得中国江南地区的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组织，复兴党在种通货紧缩中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只不过和一般的江南商团比较起来，复兴党领导和支持的长江中上游商团在面对这种通货紧缩的时候相对要主动一些。

    因为生产成本的低廉，复兴党领导的长江中上游商团在发现通货紧缩的苗头后，第一时间就全面降低了自己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棉布、丝绸、白糖、钢铁制品、茶叶、新式瓷器（骨瓷），这些被长江中上游商团全面进行了工业化机器化手段生产的出口产品，被他们全面降价。

    复兴党领导的长江中上游商团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缓解通货紧缩造成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的加速了通货紧缩造成的经济危机。

    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复兴党领导的长江中下游商团竞争的江南商业集团，在降价倾销中开始全面破产。

    在张居正改革后全面市场经济化的江南地区，根本就无法对这种人为竞争造成的经济危机进行有效的反应。大量的商人和工坊主，特别是以销售和生产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糖、铁器等产品的商人和工坊主，大规模破产。

    更让他们无法应对的是，因为江南地区经济的全面市场化，这些身兼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江南商人和工坊主，连放弃销售和生产，转回地主的老本行都非常的困难。

    因为为了给自己的工业企业提供廉价的生产资料，江南地区的农田早就已经不再种植在这个时空里价格不断高涨的粮食作物了。早在十几几十年前，江南地区的农田里就已经种满了茶叶、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

    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下，比较极端的事情提前几百年时间发生在了江南地区。复兴党高层据复兴党在江南地区的情报人员的报告了解到，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棉田桑田里的燃起的滚滚浓烟，非常的壮观。

    王书辉在随后紧急召开的复兴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的告诉看完了资料，正在消化这种匪夷所思的状况的中央委员们：

    “没有生产过剩这种事实，只有生产相对过剩这种假象。”

    “将近一亿三四千万的中国人民大部分都缺衣少穿，但是江南地区的资本家和商人却在经济危机中人为的消灭这些相对过剩的物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作为致力于所有的人民群众温饱的复兴党，我们必须要制止这种犯罪行为！”

    就这样，在1630年下半年，复兴党在江南地区开始扮演一种“救世主”的形象。

    装载着大量的复兴党中央银行铸币厂生产的制式金币、银币、铜币以及钢币，被装满复兴党长江舰队的十几艘三千吨级的炮舰。这些币值超过了货币实际价值的金银铜钢币，被全蒸汽动力的大船运载着，不断在江南地区卸下，然后这些大船又装满了江南地区的破产工人、农民和大量的棉花、生丝，返回复兴党的势力范围，成为复兴党工厂的生产原材料。

    而与此同时，已经开通了朝鲜、日本和南洋航线的复兴党，又依靠远洋船队，把用江南地区的棉花和生丝生产的丝绸、棉布，和复兴党在江南地低价收购和生产的茶叶、新式瓷器（骨瓷）、糖、铁器，甚至武器等产品一起，直接销往朝鲜、日本和南洋地区。

    甚至于，使用蒸汽和风帆混合动力的复兴党远洋船队，在轻松地击溃了东中国海（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南海和印度洋）上的黄肤黑眼、白皮蓝眼、黑皮黑眼的各路各国的兼职和全职海盗或者兼职和全职海军之后，已经把复兴党领导下的长江中上游商团的产品，卖到了中东地区正在进入顶峰阶段的奥斯曼帝国。

    就在1627年到1630年这三四年间，复兴党虽然在实际领土的扩张上发展缓慢，但是在经济领土的扩张上却是突飞猛进的。

    虽然这个时代的铸币技术并没有什么绝对的门坎，可是在复兴党超越时代的机械水平和冶金技术下，复兴党中央银行铸币厂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各种钱币，一方面让这个时代的手工业工坊难以模仿而具备了极高的防伪性，另一方面目前在地球上，也没有任何的国家和势力具有这种规模的把金银铜铁转化成金银铜钢币的能力。

    复兴党中央政务院主任陈封，曾经对王书辉花钱去买那些复兴党自己也高产并且高质（复兴党的棉花农场生产的是优质的现代长绒棉）的物资感到不解，并对这么做会不会导致复兴党的经济受损的问题对王书辉进行了咨询。

    当时，王书辉拿着一枚刚刚生产出来不久，印有朱元璋侧面像的，专门针对江南地区投放的银币，对陈封说道：

    “这些东西，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

    挥了挥手，指着窗外远处的长江边上复兴党武昌工业区林立的烟囱，王书辉继续对陈封说道：

    “那些东西，才是具有真正的价值的。”

    虽然复兴党党员们都接受了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的教育，但是在这个时代里，能够对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有着充分认识的人，是非常少见的。

    陈封和复兴党内的经济干部们或许在王书辉的教育下能够理解这一点。但是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和大商人们则完全认识不到这一点。

    获得了复兴党的大量货币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复兴党在经济上绑架了。反而全都真心实意的认为复兴商社真是好商社，王书辉这位郡主仪宾真是好人。这些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在朝廷里的代言人，对王书辉全都表达了全面的好感。

    毕竟王书辉的举动，可谓是拯救了这些在大明王朝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的身家性命的。

    在王书辉的示意下，正在北京面临着亡国危机的江南官僚集团，居然非常迅速的就通过了，早就已经死在复兴党劳改营的姚宗文，加兵部尚书，总督四川、陕西、湖广和河南四省军务，以及登莱巡抚张宏加兵部尚书兼山东巡抚的命令。

    实际上，这些盘踞在大明王朝政权上层的官僚们，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次的京师危机和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不同。

    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认识深刻的文官官僚们，开始彻底的肆无忌惮了起来。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沦陷”的陕西和河南没有任何兵力可供姚宗文这个所谓的四省总督调配了。湖广方面已经和辽东方面一样，完全不听朝廷的命令了。四川地处西陲，又要防备土司作乱，秦良玉都在“勉强”应付。

    所以好像接替了杨嗣昌显赫地位的姚宗文，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

    至于张宏，他们对于这个原本的“阉党”也是完全无视的。毕竟他接替的山东巡抚的位置，实际上手下也没有任何的兵。因为山东兵都被孙元化带往京师勤王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大明王朝的统治阶级，本时空里的利益既得集团，现在想的不是朝廷的规矩制度，而是怎样才能在可能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中，保住自己的利益。

    据复兴党的情报部门报告，已经驻扎大名府的高迎祥军团的大营里，似乎有不少操着江南口音，为高迎祥提供京师情报的人。

    这些人，好像都是北京城内的那些官员勋贵之家的心腹管家一类的人物。据说，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和内阁大学士魏藻德的家人，就在其中。

    接到了具体情报的王书辉也不得不承认，历史虽然改变了，但是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似乎变化不大。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似乎所有的利益既得集团都是一幅相同的嘴脸。

    在改朝换代中做带路党，真的就是这些人的宿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