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21日，我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大白城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按祖先预留的家谱，为我取名张锡珍（后改为张席珍）。

    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很快家乡就沦陷了。我家有个在兰州当副县长的亲戚给我介绍了工作，我便去了兰州。1939年，我萌发了报考军校，上前线打鬼子的念头，我的亲戚也挺支持我，但打听到在甘肃临洮成立的“步兵学校”只招收现役部队基层干部，不招地方人员，只好作罢。

    1940年10月，机会终于来了，已经迁到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来兰州招考第18期学生，号召青年学生报名，毕业后报效国家打日本，我听到消息立即去报考，若论当时我的文化水平是很难考上的，但我照样努力地去参加考试，也许是由于抗战期间急需人才，自己在考试时发挥得也不错，我居然被录取了。于是，我就随招生人员从兰州徒步行军到四川成都，一路跋山涉水，吃了不少苦，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达。

    黄埔军校本校1937年由南京迁往成都，1938年将成都分校并入本校，改称黄埔军校成都本校，一直到1948年，有10期学员毕业于成都，是黄埔军校在大陆培训学员最多（每期3000多人）的一段时期。成都本校分住北校场、西校场、南校场，本部在北校场内。北校场大门口竖立着3米多高的一副对联牌子，右牌上书“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左牌上书“升官发财，请走别路”。军校大门朝南，是进出之正门，位于黄埔路白下路一带。大门后300多米处为二校门，呈牌坊状，门后200米处有一个礼堂，称“中正堂”，讲话阅兵等活动在堂前集队进行。

    军校在成都的11年期间，先后进行了一些较大的行政机构和人事调整。将原撤销的学生总队分别在第16、17、18期重新建立。我从1940年11月预科班到1943年10月第18期2总队炮科毕业，经历了原教育长陈继承和继任的教育长（原陆军大学教育长）万耀煌两个教育长的时期。

    在正式开学前，要把各个考区录取的考生，进行统一的甄别考试，及格者才可成为正式学生，开始进行全期训练。无论学制长短，全期训练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入伍教育。就是由一个普通平民（或学生）向一个合格的士兵转变的基础教育和训练阶段，即打好军人的基础。先是单兵训练，从稍息、立正开始，到如何持枪、卧倒、射击、投弹等，都是最基础的军事训练。第二是分科教育，即将学生分为步、骑、炮、工、辎重、通信等科，全面学习所在科的专业知识。最后为军官教育（因为军校规定，合格毕业的学生将取得少尉军衔成为一名军官）,着重培养组织指挥和生活管理方面的能力。

    甄别考试不及格的就要去“入伍生团”进行文化补习及“入伍生教育与训练”。我就是在甄别考试时不及格。我1940年11月就到了成都，要是甄别考试及格就会编入第18期1总队了。因为不及格，我被淘汰到距成都二、三十公里的新都“入伍生团”补习文化。所以，一般18期2总队的学生学习两年就毕业了，我却在军校学习了3年才毕业，就因为多补习了一年文化课。但凡进黄埔军校学习的都知道，“入伍生团”是最难熬的，当时“入伍生团”虽然以补习文化课为主，同时也进行“入伍生教育与训练”。例如在操练时，在长官喊“立正”后，长官认为你未挺起胸来，他就给你当胸一拳，认为你两腿未并拢，就从背后踹你腿一脚……这些大都是效仿德、日法西斯的打骂管教，有时甚至十分野蛮。

    虽然艰苦，我在“入伍生团”的学习还是非常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补习了一年后，我终于考入第18期第2总队炮兵1队开始两年的正式学习。这次补习的经历不但使我顺利考入正科，还让我懂得了“天道酬勤”的道理，对我后面两年的学习都有激励作用。我所在的炮兵2总队驻地在西较场，骑兵、辎重兵总队也在那里。

    1941年11月25日开学那天，我们在西校场整齐列队，唱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校歌时，感觉踌躇满志，激情飞扬，因为我终于成为黄埔军校的一员了！抗日战争中，黄埔军校是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军校在抗战期间培养的各期毕业生都开赴抗日战场。有许多有志青年就是为了打击侵略者、解放沦陷的家乡而考取的黄埔军校，我觉得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非常自豪。

    我被分到2总队炮1队学习。我所在的炮1队又分为3个区队，我在3区队第7班，军校人都习惯说第几班第几名，列在第一的又叫排头。最后一名叫排尾，我是在3区队第7班第3名。

    于是，我在军校开始接受第一阶段的教育——入伍教育。军校的教学方法是向德国学来的，那时认为德国军事先进，校中有德国军事顾问团。我们在军校的生活是要对上级绝对服从的，上级怎样说，便怎样做，不准问为什么。在生活上要求整齐、清洁、迅速、确实。每天作息时间以校本部号音为准，各总队号兵跟着吹，十分热闹。每天六时起床整理内务加上洗脸、漱口，一般是15分钟，随即集合早操。七时早餐。当时，我们正赶上1941年底到1942年这段抗战最困难时期，伙食是糙米饭，其中时常掺有小米、豆子之类，甚至有沙子等，当时有人形容叫“八宝饭”。就是这糙米饭也限量供应不是敞开随便吃。我们以班为单位，围坐在用砖头、石头搭建的简易饭桌吃饭。同学们正值青壮年，又加上训练消耗体力，不少同学都吃不饱。我们炮1队队长人不错，不让伙房将锅巴私分，一律要分给学员吃，但我仍是吃不饱。

    入伍学习大致分为学科与术科两类。学科的基础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教学方法是老师讲，学生记，课后再背。术科方面，有单人徒手的步法、转法、队形变换，以及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射击，最后是行进密集、疏散队形。此外还有野外的单人战斗动作、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联络勤务等课程。

    军校入伍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埔军校的教育方法是所谓“外打进式教育”，即实行强制性教育，凡是应学的必须学会，不许做的绝对不能做，不讲说服教育，违犯了就处罚，甚至体罚。有时自己还不明所以就被处罚一顿。当时，我们每个星期的周末都要去北校场进行“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列队步行去北校场军校本部参加“孙中山总理纪念周”活动，我们队从成都的草堂寺到北校场军校本部，往返二、三十里路，当时走得腿直发酸，可就是因为唱歌不洪亮，行走步伐欠整齐，回到驻地就被当班的值日官体罚，让我们队在操场上跑步一个小时，我们队的学员个个跑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就有一名同学晕倒在操场上。这个值日官被校方表扬为“从严治军”。对于这些，我们私下也有怨气，当时也有告状的，也发生过学员弃学逃跑等事件。但是，如此严格近乎苛刻的训练同时让我们明白：学好过硬的军事技能并非易事，需要我们经受艰苦的磨练。

    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我们入伍教育即将结束马上就要转入分科的时候，训练我们的教育班长竟把我们班的学员集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每人打了三大板，理由是“入伍教育与训练留个深刻纪念”，真是让我们啼笑皆非、十分痛恨那个班长。在我们学员记忆中，在黄埔军校的“入伍教育”这个阶段，几乎没有没挨过体罚的学生。

    随后进入了分科学习阶段。记得除了学习国民党党史、三民主义这些政治课程外，更多的是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和炮兵作战训练课程。

    当时，我所在的18期2总队总队长叫王化兴，炮1队队长叫张芳桐。张芳桐是山东人，黄埔第10期毕业的高材生。张队长戴一副金丝眼镜，人总是那么精神，此人对教学中的各科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操作都颇为精通，军校管理也十分有一套。有的同学认为他趾高气扬，但我觉得张队长属于那种讲课和操练讲究派头十足的人，就这个派头让我们炮1队和炮2队绝大多数学员很害怕，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敬畏。毕业50年后的1993年，张队长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来北京看望我们这些学生，在相聚的宴会上，我紧挨着张队长，鼓足勇气说：“我今天再也不怕您了！”令在座的同学捧腹大笑，张队长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这一幕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炮1队和炮2队虽然生活上是分开的（指居住和吃饭），但上课和训练在一起，尤其是炮科的技术基础课和实际训练课，两队都是在一起上，原因是两个队长各有所长，两个队一起上课，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教员优势互补。例如：炮1队队长张芳桐是军校中炮操教学的佼佼者，而炮2队队长徐泽林，在炮科的射击实际操作是全校有名的，如在战斗中如何准确快速装填炮弹、炮场的通讯与指挥等等。所以，我们两个队的学员均沾了两位教官的长处，使两个队的学习成绩在军校分兵种中始终处于优秀的地位。

    学员们还进行了马术、驭手、套车运动迂回等战术课程的训练。一年多下来，对如何套骡子拉炮车，哪个骡子不好训，我们都了如指掌。

    最后的军官教育阶段着重培养组织指挥和生活方面的管理能力。记得学习了经济学、国内外时事等课程，还有参谋业务、兵器学、战备学、战术学、战史学、地形学、交通学、制图测绘等。

    全期学业结束，进入总复习，军校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共同组成毕业考试委员会统一进行毕业考试。我在毕业考试时名列炮兵队的第十名，比起入学时有了很大进步。1943年10月6日，我从军校毕业，原想去抗战前线大展鸿图，谁知道竟被留校，任21期少尉班长。1944年5月，我报名参加了驻印军新1军的新编38师，开始了中国远征军的生涯，终于实现了去抗战前线杀敌报国的愿望。

    （张席珍口述李石整理来源：《黄埔》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