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大明，太祖爷朱元璋的地位是神话级别的，谁都不会拿去与他相提并论。



    就算是魏忠贤、客巴巴他们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种拍皇帝马屁的出发点，各种角度，各种词汇，却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想法从朱元璋这里作为发起点的。



    太祖爷啊，哪里能随便乱攀比？



    韦宝就敢拿朱由校去对比朱元璋。



    “这个话不能随便说。”朱由校赶忙道：“太祖爷文治武功历史无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朕不足太祖爷之万一。”



    韦宝点了点头，他早看出来这个朱由校其实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不少糊涂蛋，只是为人比较没能力，也比较胆小，遇事得躲在幕后，都由魏忠贤去办，现在找到了韦宝这把qang，情况不一样了。



    朱由校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因为朱由校对于搞文字清查，并不是一无所知，在朱元璋手里，其实就已经有过先例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wenyu，其牵强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只要他发现某人的诗文中，有自己忌讳的字词，或者认为有隐喻讽刺朝政的语句，便会将其治罪斩首。



    整个洪武时期，因为wenyu而遭受斩刑的文士不计其数。



    朱元璋出生寒微，当过放牛娃、乞丐、和尚，受尽人间磨难，饱尝世事幸酸。



    后投靠红巾军领袖郭子兴参加元末农民起义，为了拉队伍、筹钱粮，干过一些daqang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够从一个放牛娃一路打拼到皇帝，说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当了皇帝之后，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过往，与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及他的这些伤疤，更痛恨别人以此对其轻视与讥讽。



    所以，朱元璋最忌讳和讨厌的是“光”“秃”“僧”“贼”“寇”“盗”等字眼，以及和这些字同音、谐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没作出明确的规定，全凭他一时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无所适从。



    很多文士因此无辜遭罪，稀里糊涂丧命，其罪名牵强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了一个贺表来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而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讽刺自己曾经做过和尚，“则”与“贼”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贼，于是下令将徐一夔处死。



    同样因“则”字被朱元璋处斩者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所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因“则”被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因“则”被斩。



    澧州学正孟清所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因“则”被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与“僧”同音被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因“扉”与“非”同音，“帝扉”被视为“帝非”，遭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与“盗”同音遭斩。



    台州训导林云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因“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与“早失”同音，遭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因“殊”字被拆分为“歹朱”，有“杀朱”之意，且骂其“无德”，遭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朱元璋刑法严苛，遭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因“门”字少了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招贤纳士，遭斩。



    兖州知府卢熊错把“兖”写成“衮”，被朱元璋视为对其不敬，故意鄙视其没有学问，遭斩。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视作骂朱元璋小狗，遭腰斩。



    “韦爱卿，你来，咱们聊一聊。”朱由校拉着韦宝的手，对其他太监和宫女们，以及客巴巴道：“你们都下去吧，朕要与韦爱卿单独谈一谈。”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准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并不介意皇帝与韦宝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对韦宝很有好感。



    魏忠贤要的是整个大明的权势，客巴巴其实要的很简单，她主要要宫里面的权势就可以了。



    韦宝不会影响她的地位，更不会影响她的权势。



    若是有某种可能，将现在的合作对象由魏忠贤换成韦宝的话，那么，客巴巴会很乐意这么做。



    “韦爱卿。”朱由校道：“这里没有外人，朕想你放轻松一些，就将朕当成一个朋友对待，可以吗？”



    韦宝赶紧道：“这，微臣岂敢与陛下以朋友相称？”



    “不妨事，也没有外人。”朱由校温和的笑道。



    韦宝暗忖，与皇帝当朋友，这是真的在赌博，皇帝都是心血来潮，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他们高兴的时候，怎么都好说，哪天一句话不对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韦爱卿，你应该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么叫你？”朱由校想从称呼上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韦宝实话实说道：“回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宝。”



    “嗯，那没人的时候，朕也叫你小宝吧。”朱由校高兴道。



    韦宝敢说什么，点头称是。



    “小宝，你告诉朕，大明朝现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赋税年年锐减，内部到处是流民闹事，外部又有建奴连番挑衅，边疆不安，每年光是辽东军费就要四五百万两纹银。大明朝连年入不敷出。”朱由校问道：“小宝，你是探花郎，为人聪明机灵，想法子快，你有什么法子吗？”



    韦宝暗忖，明朝的烂究竟烂在那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韦宝从来不认为明朝是最烂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随便说说，陛下随便听一听，切不必以微臣的话为准。一、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二、两线鏖战的困境。三、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这些都是现在大明面临的问题，而且是积重难返，积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这儿。但陛下也不必过于担忧，微臣相信，只要肯励精图治，以后会好起来的。”韦宝道。



    朱由校听韦宝这么说，又是担忧又是高兴，因为，还真没有人会像韦宝这样对自己说话呢。



    韦宝并不怕朱由校听了自己的话以后会起什么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这样的人，心血来潮听了一点治国方略，然后就励精图治变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么快的。



    “小宝，说的好，你详细说给朕听。”朱由校拉韦宝一起坐下，一副礼贤下士模样。



    韦宝也不做作，就真的随皇帝坐在了御榻上。



    韦宝将他自己对于大明现在的一些问题，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说给皇帝听。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崩溃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巅峰制作人



    后世有人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这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小宝，你说的太好了，国库没有银子，内忧外患。与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处处为难，这烂摊子，朕只要一日多想，那日就头疼脑涨，什么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宝，知道朕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因为你是头一个主动向内帑交银子的官员，只有你小宝的心里有大明，有朕啊！”



    韦宝一汗，敢情，皇帝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往内帑连连交银子而欣赏自己的啊？



    看样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银子，皇帝更需要银子。



    “陛下，微臣只能根据浅薄的见识，做一点浅薄的分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主意。”韦宝很谦虚的道。一来，他是真的没有啥好办法能让大明快速起死回生。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当了皇帝，可能还好一点，自己暗中培养一支贴心人马，至少近卫护卫力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大刀阔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只是一个五品小吏，搞个毛改革，才提出一个wenyu的建议，已经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韦宝更知道，现在魏忠贤已经对自己起了杀心，再要是惹魏忠贤，搞不好等下皇宫都出不了了。



    “小宝，你不要有顾虑，朕很信任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朕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是你对朕说的！你不相信朕吗？这里并没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着韦宝，“军屯荒废已久，一天两天怕是不能恢复了。而且各地驻军向朝廷伸手伸惯了，如何还肯自己种田？大明两面御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建奴起来，肯定要抵御，农民起来闹事，也必须打压，都是没办法的。”



    韦宝看着皇帝炙热的目光，心中却毫无波澜。



    从头至尾，韦宝不过是一个伪明粉，韦宝关心的是华夏的未来。



    一，韦宝知道，改变历史有多难，他自己现在就处于历史中，改变历史，是不是会让他凭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贸然乱试验。



    韦宝所指的改变历史，是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大明灭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灭了大明这样。



    这都是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韦宝也不关心谁灭谁，韦宝更关心的是底层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层老百姓过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至少现在没有，要是微臣以后想出来了，一定与陛下商量。”韦宝只能推脱道。



    朱由校闻言，很是失落，叹口气，然后点头道：“那好吧，小宝，你刚才不是说大明还有许多问题吗？你接着说吧。”



    韦宝嗯了一声，以他自己的见解继续分析。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是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明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至少三次。废材逆天：邪王的宠妃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当然，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发达，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dongan，社会dongan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韦宝觉得，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dongan——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土地兼并，朱由校能听懂，但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朱由校就听不懂了。



    韦宝一句话就解释了，“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陛下，汉唐元，都是这么灭亡的。就是一个家里，干活的人吃不饱，不干活的不但吃的饱，吃饱了没事干，把钱藏匿起来，还欺负干活的人，家里干活的人不答应，肯定要跟不干活的人打起来，外面看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机来偷东西抢东西，面对这些状况，一家之主毫无办法。”



    韦宝解释的很清楚，本来以为朱由校听了以后会很生气来着，却没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兴。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宝，你说的实在太好了！那些个帝师，说一两个月，一两年，朕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才说一句话，朕就全听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韦宝一汗，这有那么难吗？



    韦宝估计，这些事情不是帝师们说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这么对皇帝说话吧？



    “小宝，你再说！你再说，你不是说还有宦官干政与党争吗？这一条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韦宝只得接着说。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这种现象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严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很难根治，毕竟人都有私心。



    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要不然韦宝卖官怎么能卖出那么多银子？



    别说进士，举人们也九成以上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



    韦宝光是卖官给举人阶层就发达了。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的。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zhengan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后世对大明诟病最多的党争和宦官专权，其实在韦宝看来，这一点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前面三点才最重要。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而在正统史书中，往往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说穿了就两点，赶紧给国库弄银子，给朕的内帑弄银子，大明需要像小宝你这样的人！要弄银子就要多把银子多，又不干活，还老惹事，老是欺负吃不饱又干活的那些人杀掉一批！把他的土地还一部分给干活的人，是不是？”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是，陛下。”



    “弄到了银子，把土地还给干活的人之后，则需要重用忠良，减少太监在朝廷活跃，严厉查处搞朋党的大臣，是不是？”朱由校又问道。



    韦宝笑了笑：“是，陛下。”



    “找出问题就好办了，小宝，朕要你今日就想出解决的办法来。”朱由校大手一挥，很是高兴。



    韦宝几乎没有昏过去，你要是今天下午让老子给你做个木工活出来，我使一使劲，兴许不难做到。



    你让我解决让大明王朝烂到家的这些问题，还让老子今天想出办法来、



    你当老子是谁啊？



    韦宝忽然很是后悔，为什么要分析给皇帝听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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