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经济凋敝的唐朝初年，朝廷采取过某些鼓励措施，但其对工商业的制度性歧视与历朝历代并无本质区别。贞观年间，唐太宗即对心腹房玄龄说：工商从业者属于“杂色支流”，让他们发财可以，但不能给官做，更不能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直接杜绝了工商业者参政的可能。



    到了唐高宗年间，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变本加厉，“禁工商不得乘马”，对服装材质、颜色和居住环境也多有限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修成《大唐六典》一书，明确划分了士农工商四等人的界限，其中“工商”有着专门的世袭户籍，轻易不得改易，形同贱民。



    在重农抑商的儒学士大夫眼里，舍弃农业生产而操持商贾之利，本就属于舍本求末的恶行，出境贸易更增加人口流失和勾结外国的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然不可能在制度上开这种口子。



    到了武则天时期，对于这些外国商人的政策也变得更加严厉。根据敦煌遗书《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的记载，唐垂拱元年（685年）八月，朝廷曾下达敕令：“诸蕃商胡若有驼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捕。”



    这条敕令清晰表明，朝廷原则上可以同意外国商队在外交使团外直接来内地贸易，但一定要付出代价：来了就算自愿归化大唐，“不得入蕃”，再也不准回归故土。



    到了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代，唐朝对安西四镇周边的控制终于加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的一条敕令严厉宣布，西域各国“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藩……自今以后，一切禁绝。”粟特胡商及外国百姓，自此再也不能随意跨境贸易。这也是大唐闭关锁国的开始。



    大唐的所谓开放包容，其实和我大清的闭关自守没有什么区别。很多人看了乾隆皇帝写给英国国王的回信内容，都高呼：“大清不亡天理何在！”问题是乾隆老爷这一套东西都是哪里来的？不都是因为接受了华夏儒家、道家的文化传承，一脉相承的吗？从大秦王朝到宋明元清，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最后的黑锅让我大清来背，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这种轻视工商业的意识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文化可以找到渊源。而古代西方文明干好相反，他们对于工商业特别重视，他们很多的学者都热衷于新工具的发明创造。



    华夏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道家、包括佛家不仅不鼓励，不支持技术开发，连不反对技术都做不到。越到后期，就越是鄙视技术，很少看见有其他文明的朝廷或学派像中国的官员那样鄙视技术。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算是个例外，因此中世纪理所当然地成为黑暗时代，但说得明白些，基督教是仇视科学，而不是鄙视技术。由于儒家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和文化权，因此这种鄙视遂成为扼杀高技术的凶手。



    其实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非常开明的，他兼重法教，礼法兼容，君臣无论贵贱皆从法，以法治国，四民平等，宽刑省晋，重视工商业，文化开放，到了战国时期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策源地，谡下学宫更是成为百家之本。齐国五都临淄，莒，即墨到汉朝中期仍然巨于长安，商业发达，人民殷富。只是其他的诸子百家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到了中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对于科学技术就是不屑一顾。道士发明的火药和一些草药配方也是炼丹的一些副产品。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昔日孔老夫子去见老子时，老子和他讲：“掊击尔智”，就是叫他把世智辨聪取消打倒，心中空荡荡地一无所有，毫无所住，才能悟道。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任何形式的征服，认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



    《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庄子·天地》还具体讲了在汉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不用人们常用的机械汲水工具，在井边挖一个邪的隧道，抱着瓦罐汲水浇园，“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当子贡对此表示疑问时，他还讲出一大堆玄理。“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容；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道家如此，儒家又怎样呢？《礼记》：“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众者，杀。”



    孔子说：“君子不器”。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而当志于道，就要从万象纷呈的世界里边，去悟到那个众人以下所不能把握的冥冥天道，从而以一贯之。在孔子看来，只有悟道，特别是修到天道与本心为一，才有驾驭各种复杂事件的能力，才能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论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孔子看来，搞技术的都是小人，大人物都是搞仁义的，好像只要行仁政，好像什么事都可以搞掂。



    到了孟子这里就来个“五十里而王。”50里地行仁政就可以称王。那不扯淡吗？你50十里地行仁政，你是君子，是圣人，老百姓都往你这里跑，显得我们这些大国之君都是小人、昏君，那留着你干嘛？早早把你灭了！



    法家就更扯淡了，韩非子甚至搞出一个五蠹学说，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把工商业者作为五蠹之一，可见法家是多么的愚蠢和狭隘。



    佛家在印度其实还是讲技术的，古印度非常强调五明，五门学科涵盖了当时世界所有的知识体系：一内明、二因明、三声明、四医明、五巧明。内明为求自解学（自己悟道明理）；因明为伏外执学（降伏外道）；声明为令他信学（传播佛法）；医明为所治方学（治病救人）；巧明为摄一切众生（摄收众生）。



    其中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



    释迦佛做王子的时候跟几个哲人学习世间的科学技术，印度的高僧很多是大学问家，不过佛教传到咱们这里就变味了。有些和尚也会学医，学因明，有些人学起了士大夫吟诗作画喝茶。大多数人除了念经，其他都不学，根本不讲工巧明，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是一味地漠不关心。



    印度的大和尚都是有渊博知识的，被称为“班智达”，意思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佛陀有个名号为正遍知，就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都能明白无误地知道。你要想成就佛陀就需要修炼菩萨的六度万行，成就一切种智。万行就是修行的行门很多，行门有有八万四千种，每一门都是学问，菩萨都要学习。



    虽然佛家讲空，讲不着相，但是佛家讲的空和道家讲的无不是一回事。道家排斥科学技术，说他们是奇技淫巧，佛家不排斥，佛家只是叫你不要着相，不要被世间的技巧、智慧迷惑住了，叫你要“于相而离相”，要成为这些技术的主人，不要成为他们的奴隶。要学好技术为我所用，不要让这些知识把你指挥得团团转，世间的学问、钱财亦复如是。



    到了近代西方入侵，最后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道释儒毫无应对之策，反而成为保守势力反对变革的工具。最后来了个青年运动，砸烂孔家店，把道释儒三家全部推倒在地，一地鸡毛。



    再到后来，大家发现西方文化对于震旦冲击太大，很多社会思想道德问题都暴露出来，最后发现还是要回归传统文化，所以这三家又起来了，于是各种讲坛出来了。



    因为儒家、法家和道家的这些缺陷，极度蔑视技术，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商业者的地位低下。震旦的知识精英全部精力都去钻研形而上的圣人之道和诗书琴画，没有人去关心科学技术。



    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一个“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李约瑟之前，中国没有人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需要一个外国人来描述？也许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前一个难题的答案。



    即是到了21世纪，钱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着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有人很天真，带着全套的技术穿越，然后造枪炮，练兵，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航海称霸世界。然后呢？你死了之后，你的所有发明最后都被西方学去了，他们的知识精英和传统文化都扑在科学技术上，你的发明最多是一战的水平，他们拿着二战的装备来争夺殖民地，最后华国很可能像鹰国一样海外殖民地土崩瓦解，而华国大地就会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在战后被肢解。



    这时震旦的领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也许就像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的复兴奥斯曼帝国计划一样，来一个大华国复兴计划？你这是振兴震旦还是把震旦拖入分裂的深渊？



    华国文化内的重农轻商的因子不清除，华国大地永远也摆脱不了被蹂躏的命运，要不是震旦命不该绝，出了个太祖带着民族突出重围，真不知道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