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七年春，清廷决定将东三省改设行省。消息传出后，买官者纷纷到奕匡家奔走。



    奕匡遂按照袁世凯的意见，提出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任三省巡抚。



    唐绍仪就是在朝鲜时，袁世凯的那个翻译和得力助手，回国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袁世凯手下效力。



    袁世凯本想自己当东三省总督，慈禧未准。



    朱家宝，字经田。华宁县宁州镇人。



    以坚忍伉直，洁清自励着称。善黄庭坚书法，雄伟有力。清光绪十八年（一**二年）进士。选翰林院编修，再授礼部祭司，后历任直隶平乡、新城、南和知县。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对其特别赏识，被袁世凯推为“近畿循吏第一”，升保定知府，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后被派往日本考察政务，回国后升江苏按察使。



    军机大臣翟鸿禨见所提全是袁世凯的党羽，尤其是没什么政绩的段芝贵，从小小道员一下子成了巡抚，实属罕见，极力表示反对。



    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也志在必得这个位置。



    四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宣布，改革东三省官制，盛京将军改称东三省总督，三省各设巡抚一人。



    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升为布政使，署理黒龙江巡抚。



    此旨颁布后，举朝哗然，朝臣大为不满。特别是一贯勇于同权贵抗争的，被称为“三霖公司”的都察院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尤其愤怒。



    江春霖，字仲默，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梅阳（今属莆田市涵江区）人。



    眼见朝廷昏庸，官贪吏横，贿赂公行，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江春霖立下匡时救弊之宏志，他在《言志对》一文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阐明志向。



    客人问：“其志何在？”答以“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客人又问，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一类的官，而想当个“谏官”？答曰：“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



    果不其然，入仕后的他始终践行诺言，坚持忠国惠民的原则，嫉恶如仇，为民请命，舍生取义，成为受人敬仰的百姓代言人。



    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江春霖考取御史第一，补江南道监察御史，旋掌新疆道，历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监察御史。作为言官，他肩负监督朝政和吏治的重责。



    上任约六年，弹章数十本，劾及范围从军机大臣、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直至都御史（监察御史的顶头上司），被指名道姓的达15人之多。弹劾内容涉及结党营私、卖国求荣，执法不公、贪赃**，鱼肉百姓、奢侈荒淫等罪行。义正词严，声震朝野。



    赵启霖，湖南湘潭县明道乡人。清光绪壬辰（一**二年）进士。曾任河南道、江苏道、山西道、监察御史。民望较高。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正月，赵启霖四十七岁时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九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一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他任该职仅一年多，就11次上奏，吁请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注重实效。他褒善贬恶，旗帜鲜明，敢于仗义执言



    赵炳麟，名竺垣，号清空居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而十六日生于广西全州绍水乐家园。



    赵炳麟一生深受儒学大同与经世思想的影响,在时局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他能接受一部分西方先进文化,治史与为官不拘于古法。且赵炳麟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入世,力图造福天下。



    一九零六年赵炳麟任都察院侍御史，遇事敢言，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勇于弹劾，有“铁面御史”之称。



    形势对奕匡和袁世凯很不利。



    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对奕匡和袁世凯威胁更大的事。四月二十九日，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不经批准，自行入朝。



    这人就是三月三日，刚调补为四川总督的苓春煊。



    苓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戊戌变法时支持过光绪，八国联军之役积极勤王，护驾西逃有功，极得慈禧宠信，由布政史一直做到二广总督。



    调补四川总督时因身体有病，正在上海就医。



    此人为政严猛，六亲不认，经常参劾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的僚属，被人称之为“官屠”。与“土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为天下三屠。



    苓春煊因忠于朝廷，敢作敢当，不畏权贵，被称为“肝胆总督”。



    与“头脑总督”袁世凯、“思想总督”端方、“文章总督”张之洞三人，也同时被世人称为“四大总督”。



    他在下边，耳朵里被塞满了奕匡和袁世凯等人的所作所为。这一次就是冲着奕匡和袁世凯这些人来的，要在慈禧和光绪面前“造膝详陈种种危迫情形”。



    他觉得一入四川，以后就很难面君了，就打算以赴任为名绕路进京。



    因为此意已决，抵达武汉，即电请入朝觐见，不等复电就乘车北上。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连三日召见苓春煊。



    苓春煊一见面就痛哭流涕面奏：“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匡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



    将矛头直指奕匡和袁世凯集团。



    他早做好了准备，一下子参劾大僚二十多人。见慈禧太后没有明确态度，进一步提出：“臣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未知上意如何？”强烈要求留在北京任职，监视防备奕匡，袁世凯等人，保护朝廷。



    慈禧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对苓春煊说：“汝言过重，我母子西巡时（指八国联军进北京西逃），若不得汝照料，恐将饿死，焉有今日？我久将汝当亲人看待，近年汝在外间所办之事，他人办不了，故未能叫汝来京，汝当知为此意。”



    苓春煊对曰：“譬如种树，臣在外系修剪枝叶，树之根本却在政.府。倘根本之土被人挖松，枝叶纵然修好，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倒枝存，有何益处？故臣谓根本重要，不可不留意也。”



    慈禧太后点头说：“汝所言极是。”



    五月三日，苓春煊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上任的当日，就在慈禧面前奏本该部的侍郎，奕匡的嫡系朱宝奎。他手里有朱宝奎贪腐的证据，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当自己的副手？



    慈禧准奏，立即将朱宝奎革职，在朝中引起震动。



    我们说过了，花钱买的官能不贪吗？总得把买官的钱贪回来。



    从奕匡处买官诸人个个惴惴不安，人人自卫。



    早在一九零六年的九月底，御史陈田就曾参奏奕匡和袁世凯“贪横专擅”，揭发奕匡接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赂银十万两，经袁世凯之手，因此奕匡甘为袁世凯的傀儡。



    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没了下文。



    五月七日，御史“三霖公司”之一的赵启霖单衔上奏，狠狠的参了段芝贵和奕匡父子一本，同时也波及袁世凯。



    奏折中详细叙述了段芝贵献杨翠喜，送寿银的不法行为，指出袁世凯不识人，将段芝贵这等不良之人从杂役提拔成道员。



    “在段芝贵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持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匡、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之广收略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



    “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赵启霖的上奏，引发了震动晚清政坛的杨翠喜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