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倚太行而扼黄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离京畿极近，对清王朝的统治，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与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着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异军突起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 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中外教师任教，一改旧日的“斯文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 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87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八年（1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不参加一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 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使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着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