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一下胡惟德，这个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胡惟德（1863 —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北洋政.府第十位国.家.元.首。



    一九八八年以算学中举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历任驻俄使馆参赞，一九零四年使俄钦差大臣、外务部右丞，一九零八年使日钦差大臣，一九一零年外务部大臣，一九一一年清末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使，一九一二年民国唐绍仪内阁任外交次长，历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法国公使、一九二零——一九二五年驻日公使、一九二二年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一九二六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一九二七年一月又任内务总长，十一月北洋政.府平政院院长高级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一八——一九二八年四次连任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等职，一九三三年病逝于北平。



    胡惟德是中国近代着名外交家，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子胡世泽也是着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文笔典雅清婉，据说出于前状元张謇之手笔。



    一个退位的王朝。有什么权力指定某人负责组织政.府?“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 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段话显然是不该出现在“退位诏书”中的。有人说这是袁世凯在给自己当总统加保险，其实多半是冤枉他了，因为这段话是隆裕太后坚持加上的，和革命党相比，她更信任袁世凯。



    在念完诏书后，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



    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看，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是国家之幸，万民之幸。



    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为了埋葬封建帝制，有千千万万的人们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但这其中，总有人做出了相对较大贡献，比如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唐绍仪、伍廷芳、张謇……



    有一个人的名字也必须写进史册，就是隆裕太后。



    不是所有的变革都是需要流血的，清廷就实现了和平交接。只有经历过战乱，目睹战争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的人，才更能懂得和平交接有多难得可贵。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差不多是首创，因此，隆裕太后对此所作出的贡献，就越发值得后人铭记。



    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当众把这么多年来一直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高举双臂大声宣告：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的时代。



    群情昂扬，场面感人，很多人禁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人们欢欣地憧憬着明天。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即清廷宣布退位的第二天，中.山先生向南京参议院辞职，提交了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以兑现自己此前许下的诺言。



    咨文言道：“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有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记，无失当选之人。”



    中山先生在辞职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



    其二、辞职后，待参议院选定的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



    其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前两条的用意在于把袁世凯从老窝调出，使其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第三条则是通过法律手段，限定袁世凯的行为。



    权力不能出现真空，袁世凯于十三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代替了清政.府行使职权，自任此“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首领。在南京临时政.府之外，另组了一个政.府。



    二月十四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总统选举会，十七省的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随即电告袁世凯，务请其到南京参议院受职。同日，中山先生亦电告袁世凯，准备派专使北上迎接。



    十六日，袁世凯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张謇：“现天下糜烂，经济困难，将来抚军治民，头绪万端，而外蒙问题尤难措手，断非世凯衰病之驱所能料理。……勿祈三公切商中.山，仍以利国福民之念，始终其事，勿弃前功。凯俟接代有人，仍返洹上，务我农业，皆三公之大赐也，感且不朽。”



    本意是表示坚决不去南京，不惜以不做大总统相要挟，发电后马上意识到不对。对方不是清廷，离了自己就玩不转，一听说自己辞职就吓得要死。这个总统可不是自己不干，就没人敢干，没人能干。说不定有的人正等着自己说这句话。弄假成真、弄巧成拙怎么办？就坡下驴自己不是干吃哑巴亏。自己不干，不是人家不让干，自己不是百口难辨？



    马上给中.山先生发电：“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鉴亮。”



    同电致参议院，闭口不提“退归”，只是请求体谅他的不得已之苦衷。



    当日，袁世凯又会见各国使节，请求支持。



    各公使一致表示，临时政.府应设在北京，否则不予承认。有了列强的支持，袁世凯也就更有底气了。



    袁世凯越是不想去南京就职，南京政.府越是觉得必须坚持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中.山先生接电后立即回电，请袁世凯找个可靠和办事能力强的人，授以全权，接替袁世凯把那边的事管起来。



    十八日，中.山先生再次致电袁世凯，催促其尽快南下就职。指出：首都暂时设在南京，具有“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宫庙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的作用，意义重大。坚持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



    为表达诚意和决心，委派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携同唐绍仪前往北京。接袁世凯南下，迫其离开北京。



    二十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接到迎接专使来北京的电报后，袁世凯立即指示直隶省和天津地方当局予以特别的招待。另派其长子袁克定，专程到天津迎接专使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