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袁世凯和唐绍仪关系的文章继续写道：



    “窝了一肚子委屈的袁世凯迅速着手反击，先是赵秉钧一逢开会就搞失踪，陆徵祥好像更醉心于疏通外务部门前的下水道。开个内阁会议，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不到，眼看拆台之下难以维持，黄兴要钱的的电报又接连发来。



    “毕竟在武昌起义之后南京周围啸聚了三十余万散兵，都是一副功臣姿态自居，遣散这些人需要钱。没钱的唐绍仪面对洋人借款时的掣肘，一怒之下决定不借了。



    “袁世凯接手的本就是个近乎破产的政.府，用钱地方多了去了，没钱怎么行？没钱怎么过日子？便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与六国银行协商，这等于明摆着要把唐绍仪踢出局。



    “一天，唐绍仪有事要向袁总统报告。一见面袁世凯就没有好脸，未等唐绍仪把事情讲完，便很不客气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先是一惊，接着想到，自己在这‘总统府’，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以上的描述肯定是夸大其辞。或许袁世凯身边的人，卑躬屈膝惯了，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直立行走，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另类。



    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在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制约，在国体上实际上实行的是“内阁制”，也就是说行政权主要是在内阁。而且《临时约法》明确，内阁不但要对大总统负责，更要对国会也就是这时候的临时参议院负责。



    已经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绍仪，作为内阁总.理，严格按照《临时约法》行驶权力，是很正常的事，是在履行职务。肯定地说，唐绍仪真的没做错什么。



    但是，袁世凯可不是这样地认为。在他看来，他是大总统，他就要说了算。他才不管什么《临时约法》，更不管什么“内阁制”，想决定什么就给内阁发指示，下命令。唐绍仪并不想和哪儿个人争夺权力，但涉及到执行《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大非当然是不能妥协的。这样，经常地驳回袁世凯的决策，为一些问题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受到袁世凯的冷言冷语相待，唐绍仪也很委屈，但他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坚定地认为，自己如果不负起责任，就有负大总统袁世凯的重托。袁世凯可不领他的这份情，只是认定唐绍仪已经不再是他的好哥们儿了，唐绍仪已经"不会再听从自己"了。早已习惯了大权独揽的袁世凯，费尽心思得来的大总统，岂容自己成为总.理上面的"虚君"？



    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等方面，唐绍仪和袁世凯看法都不统一。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让袁世凯非常不快，同时唐绍仪也因此而得罪了英美等列强，不断地遭到他们的攻击。



    很明显，唐绍仪和袁世凯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地步。直接造成唐绍仪辞职的原因是是任命直隶都督事件。



    参议院还在南京时，当时参议院规定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



    直隶代表谷钟秀、刘若曾等人考虑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有些威望，感觉人也不错，做直隶都督合适，就推荐给唐绍仪。唐绍仪对王芝祥印象也不错，马上表示赞成。



    南方的革命党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袁世凯不能来南京，在直隶安排个自己人也不错。事前，唐绍仪征求过袁世凯意见，袁世凯并没表示反对。唐绍仪随即通知了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直隶议会通过必要的程序，批准了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决定。



    此决定报到唐绍仪处后，唐绍仪电报袁世凯：“准参议院咨文及各处函电，皆谓本省都督应先由人民公举，再由大总统委任命，王芝祥既经直人举为都督，应请速予发表。”



    孙中山也为此发电袁世凯，请其按照直议会议决案加以委任。请他签署委任。



    当初，唐绍仪请示袁世凯时，袁世凯可能没太在意，或许也没认真去想。现在看事情还真这么办了，袁世凯不干了。



    直隶是自己的地盘，怎么可以容外人插足。自己身边，有一个革命党人军政大权在握 ，这还了得吗？所谓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于是回复唐绍仪：“都督由地方公举，抑由中.央任命，此固为国会成立后解决问题。但就目前而论，北方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总统之职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和参议院做为“紧箍咒”的参议院立法，袁世凯根本不当回事。



    任命官员的权力怎么能放弃！否则，谁还围着他转，谁还拿他当回事！不是要他命吗？



    唐绍仪回京后，又和袁世凯谈起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一事，袁世凯似乎并未拒绝，只是表示一时不便公布。



    那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生死相托，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办，为什么还不说实话？



    可见，袁世凯像许多和他一样的政客一样，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疑心也就越大。



    何况现在，唐绍仪在他眼里，已经不是自己人了。



    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其赞不绝口，请其吃饭，重礼相送，并聘为高级顾问。暗地里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密商出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之计。



    唐绍仪不是说王芝祥“北洋民意所归”吗？就针锋相对来个“北洋军意反对”。密令直隶五路军队，突然发出反对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通电，遍发匿名信，恐吓主张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各界人士。



    六月二日，袁世凯同时发出两个命令，一个是：“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并提出要追查请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电报是否“系奸人托名擅电”。若是，定当依法严惩。



    另一命令则是：“斥责”军人不应“迎拒主将”，“不许军人干涉政治”。表面上是主持公道，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真正的用意是把任命王芝祥的任命作废。



    这还不算，袁世凯还提出让王芝祥出任南京宣抚使，协助黄兴，解散部队。唐绍仪认为，王芝祥任职一事，关系到民国首任内阁的权力和威信，也关系到《临时约法》和临时参议院的权威，如不坚持，将来内阁必定会沦落为总统府的附属机关，《临时约法》必定成为一纸空文。为国家民族计，为民主和共和，不能不争，不能听之任之。



    因此，拒不接受袁世凯的意见，苦劝袁世凯，尊重约法，不要失信于直隶人民。



    袁世凯把话挑明：“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



    唐绍仪说：“已经答应人家了，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



    袁世凯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唐绍仪说：“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



    袁世凯说：“我不盖章，就能生效么？”



    袁世凯不给唐绍仪的文件上盖章，唐绍仪也不给袁世凯的文件上签字，进行抵制。



    六月十五日，袁世凯竟把没有内阁总理签字的委任状发给王芝祥。



    按照《临时约法》，总统命令不经内阁副署，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袁世凯这样做显然是公然违背《临时约法》，也是破坏共和的行为，本应是要受到制裁的。



    但参议院多数人把这个事件看成是袁世凯和唐绍仪的个人争执，没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给唐绍仪应有的支持。



    只有谷钟秀等少数人提出了质问，指责袁世凯蹂躏参议院的议决案，以命令取消议决案。



    袁世凯辩道：“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而南京议决案在《临时约法》之前，已未采入《约法》之中，当然遵照《约法》，则南京决议案应无效。”



    只谈《临时约法》总统有任命文武职员的权力，不谈《临时约法》总统命令没有内阁副署，不能生效的规定。显然是对《临时约法》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用着《临时约法》了，就拿出来说词，用不着《临时约法》就扔到一边。



    而那个唐绍仪为他力争的王芝祥也不争气，拿着一大笔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费，得到袁世凯提示剩余部分不必上缴后，觉得这个宣抚使更有油水，屁颠屁颠地去走马上任了。南京方面好不容易找到的想插进袁世凯一亩三分地的钉子，就这样又被袁世凯一脚踢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