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都不得罪，也两边解劝。对于冯国璋嘱其“主稿呼吁进行围剿国民党人”的要求，蔡锷则以“近日某派（指国民党）气已中馁，大局或可不至破坏”为由，也同样委婉予以推脱。



    蔡锷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五月二十三日，李烈钧曾通电表示：“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以来，各处主张虽有不同，福国利民之心则一。目前发表意见各电，问心无他，可矢天日。烈钧素心戆直，值兹谣诼纷繁之际，窃于行事固不敢偏重，亦未便盲从。



    “此次开罪政.府，诚不所免，若谓为逞异谋，不惜名、不爱国，则不敢受。民国缔造艰难，烈钧随诸公之后服务年余，虽无功可言，亦何致不知国家大计，又安敢忍心害理，甘为共和罪人。……



    “当此风雨飘摇，操戈同室固足以致亡，即畛域不化，诚信未孚，亦岂国家之福?现在政争激烈，损益轻重，端赖识时俊杰平心权衡，若稍偏决，将何以定人心而固国本?事关大计，仍当续陈。待罪章门，静候谴责。”



    从通电中不难看出，李烈钧的态度明显在软化。



    对于李烈钧以上通电，冯国璋于二十六日致电蔡锷煽动说：“国璋愚谓宜一面联名电请中央，即将该督撤换；一面先由同志各省互相声援，嚆矢待命。势成骑虎，誓灭此贼。请诸公血战，谅同兹意。”



    对此，蔡锷表示反对，并于五月二十九日致冯国璋说：“近日事机似已渐顺。李都督（指江西都督李烈钧）电所陈，较之以前各电，气焰顿减。虽其中多强词抗辩，然为伊设想，实不敢以破坏大局之罪自认，其情不无可原。至电尾‘待罪章门，静候谴责’二语，此系行文常套，亦近于俯首告哀。此时似可乘其悔祸之心，迎机一导，或于时局不无补益。



    “至李以前行为，本难宽忍。然政.府所以虚示羁縻者，亦以外患四伏，目前统一之局万不可破；若阋墙祸起，不惟秩序遽难必复，深恐外人借保护实行侵略。投鼠忌器，实迫于无可如何。俟大局略定，中央以一纸之令去之足矣，初无烦武力解决也。所商联电中央撤换该督一节，鄙意任免系大总统特权，弹劾之案似不能由我辈提出。此端一开，恐酿成外重内轻之祸，事关大节，不厌详商。”



    这里，不难发现，蔡锷的的总体态度是识大体、维护大局的，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平常日子，蔡鄂行事也很严谨的。



    但是，袁世凯对蔡锷就是不放心。



    他曾对曹汝霖说：“松坡（蔡鄂的字）此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得早提防于他。”



    干事总得有个由头，对于蔡鄂，袁世凯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不过，还终于让袁世凯等来了机会。



    蔡鄂病了，欲请病假休息。



    治病可是件大事，云南地处边陲，能有生么名医呀！京城这曾经的皇城，则是名医荟萃地方，来京城调养，袁世凯要亲自给找名医诊治。



    大总统这样的体贴和关心，怎么好辜负呢？所谓恭敬不如从命。蔡鄂前脚刚离开云南，袁世凯就指定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



    于是，袁世凯云南这块心病总算是去了，不过，他还有隐忧。



    湖北的都督一直由黎元洪兼任，黎元洪也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巢。



    黎元洪原本是属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两方谁都不轻易得罪他，头上又环绕武昌首义的光环。



    因为杀张振武，和革命党方面撕破了脸，而最终和袁世凯走到了一起。



    无论在“宋案”还是在“善后大借款”的风潮中，黎元洪都坚定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和袁世凯一南一北、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在平定“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说得上是出力不小。



    为了表彰黎元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曾先后授其一等文虎章，赠送“民国柱石”的匾额。



    现在，“二次革命”平定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黎元洪这个“泥菩萨”，应该是没什么大用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实属相互利用的关系。既然是差不多用完了，就该放到一边了。



    归根结底，黎元洪到底不是自己人，湖北的地理位置又十分了得。



    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派出大将段祺瑞到武汉，敦请黎元洪赴京就位。



    理由很充分，也无可辩驳，副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副总统，总在湖北待着名不正，言不顺



    盛情难却，再赖着不走就可能影响关系了。



    黎元洪只好找自己手下人开了个密会，把一些事交待一下，万般无奈踏上了进京的路。当时想着，是去北京待几天就能回来，想不到他人还没到北京，段祺瑞署理湖北都督的任命就公告天下了。



    到京后，被袁世凯敬为上宾，接待规格之高比接待国.家.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菩萨总得供起来，供奉的地方也特别的讲究，光绪皇帝待了好多年的地方，——瀛台。



    黎元洪也不能不识抬举，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十分不请愿的辞去湖北都督的职务。



    当日，袁世凯对此大加赞扬：“伟业丰功，彪炳寰宇”，不知是真是假的说：“听夕握谈，快倾心膈……每念在莒之艰，辙有微管之叹。……嗣后凡大事所关，务望遇事指陈，以匡不逮。”



    不管袁世凯说得有多动听，反正黎元洪这尊菩萨，被敬而远之而束之高阁了。



    就一个副总统，总应该分管些什么事，或分管一个或几个部门吧？好像没有，看来是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只是什么事都不用管。



    为了对南方加强控制，袁世凯部署杨善德率第四师驻扎松江，伍祥祯率三十九混成旅守在长沙，曹坤率率第三师扼据岳州。



    这些精锐之师，和袁世凯任命的都督相配合，北洋军的势力范围终于从北方，扩大到了南方。



    正式的大总统当上了，万里江山也已成一统，袁世凯现在要对“临时约法”动刀了。



    这个约法，一开始出台时，袁世凯没当回事。那个时候，他当回事也没用，因为参议院在南京，掌握在南京**手里。



    再说了，做事情总得分个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



    为了得到大总统的位置，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比“临时约法”更苛刻的条件他也只能接受。



    一段时间以来，他多次听人说，共和制度下有总统制和内阁制。总统制是总统大权在握，内阁制则权力在内阁，总统形同虚设。



    他还知道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实行的是总统制，论到他的时候，就变成了内阁制。



    原来，这“临时约法”是专门给他制订的。是专门约束他的。每每想到这一层，袁世凯就火冒三丈。



    原来这帮家伙一开始就没安好心。怪不得自己处处受限，怪不得怎么干怎么不舒服。



    他原来的想法是，这法你们愿意怎么定就怎么定。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执行就完了吗！反正自己是总统，反正自己说了算。



    可是，实践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自己不拿这“临时约法”当回事，有人当回事呀！而且，还动不动拿出来和他说事。拿出来找他的毛病，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在袁世凯看来，真要是规规矩矩的执行“临时约法”，他这个总统就没法干了。辛辛苦苦，挖空心思搞到手的大总统位置，如果是这么个东西，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临时总统时他可以忍，现在他是正式的了，不能再忍了。如何取消让他袁世凯深恶痛绝的“临时约法”呢？袁世凯首先的想法是制订正式的宪法，来取代“临时约法”。



    由二院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在七月初就已产生，宪法的起草工作，也一直在筹备之中，只是常常被打断。



    比如，为了让袁世凯在双十节前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他们就得突击制订总统选举法。



    现在，这个委员会总算可以安下心来起草民国宪法了。



    对宪法起草，袁世凯最看重的，就是解除“限制”。



    有记载，早在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他就说过：“将来宪法，关系国家根本**，所有编制宪法之人，应对于行政一方面格外注意，切不可再加《约法》种种之规定，限制个人，贻误国事。”



    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又强调：“将来宪法之所规定，……如若束缚政.府太甚，必至一事不能着手。国内之统一不固，安能对外竟争乎！故一言及此，即令正式选举乃属于吾，亦当视宪法之所规定以为进退。”



    时隔不久，在另一个场合，他同样如是说：“如果国民此次仍将总统一席举予时，予必先行声明，若宪法规定组织内阁等事，仍有《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之束缚，虽被选也必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