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袁世凯有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熊希龄和他的“名流内阁”。虽然熊希龄一直以来惟命是从袁世凯，可谓“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但毕竟已经失去使用价值，而其存在也已成为障碍。



    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伪造“热河行宫盗宝案”，嫁祸于熊希龄。



    于是，北京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如《新社会日报》、《群强报》等，突然登出熊希龄盗取热河行宫古玩的新闻。



    指名道姓地刊载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现任国务.总.理熊希龄，为热河都统时将前清行宫内之古瓷器、书画取出二百余件，已请律师向京师地方厅起诉”。



    接连几天在头版用大量的篇幅刊登熊希龄涉嫌“盗宝案”的消息，各报还发表了评论。



    堂堂国.务.总.理公然和盗宝案有关，报纸毫不留情面，京城内外顿时轰动。



    “盗宝案”究竟如何？袁世凯比谁都清楚。



    熊希龄也清楚这一切都是袁世凯幕后策划，只好自认倒霉。



    “盗宝案”成了熊希龄的一块心病，他本想出面为自己辩护，以保全人格。但有些事不便大肆声张，很多事也很难说清楚。比如他虽没从热河行宫拿二百多件文物，但确实曾从那里拿了一把纸扇送人。



    若说他自己一件没拿，不是事实，如果说只拿了一件送人，谁会相信呢？再说了，燕山雪片大如席，燕山有雪就不算夸张。拿一件也是拿了，人家就没冤枉他。人若是想堂堂正正做人，就什么坏事都别干，这时候的熊希龄，处境真是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熊希龄本是读书人，既不齿于辨驳，又生性淡泊，只能于一九一四年二月愤而辞职。



    果然，熊希龄辞职后，热闹一时的“盗宝案”很快收场，报纸上有关盗宝的文章也就销声匿迹了。



    熊希龄辞职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司法总长梁启超相继辞职，成立才半年的“名流内阁”轰然倒台。



    《中华民国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



    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院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审定，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



    参政院和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法会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



    在讨论《中华民国约法》过程中，满场都是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反对，他是张其锽。



    张其锽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进士出身，清末曾在湖南任南武军统领，和谭延闿私交甚笃。



    他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因为这样的总统太像皇帝了。



    他的意见才一提出，就受到全场的嘘声。他乃拂袖而去，不提辞职和请假，就跑回南方。



    这一来，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



    袁世凯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



    新约法颁布后，国.务.院正式撤销，代替国.务.总.理的是国务卿。国务卿只是总统属下的一个办事人员，这和内阁总.理的地位大为悬殊了。



    国务卿一词是从美国官制中搬来的，并且是日本人翻译的官职，本来就似通非通。可是，袁世凯对这个“卿”字很感兴趣，因为卿常出自皇帝口中，袁世凯对这个“卿”有特殊的情结。



    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约法公布的当天，袁下令撤销国.务.院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



    这张名单的主要部门仍是熊内阁的人马，只留了两个冷衙门位置给进步党。



    徐世昌被呼为相国，政事堂设左右丞各一人，以杨士琦为左丞，以徐世昌旧僚属钱能训为右函。张一廏为政事堂机要局局长。



    又设陆海军大元帅办事处，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为办事人员。



    总统府秘书更名为内史。秘书长梁士诒去职，改任税务处督办。由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长，曾彝进和王式通为内史副长。



    这样改动下来，把原来相对独立的内阁等，统统变成了总统的“承启处”。



    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但他手握全国税务大权，还是一个有实力、有实权之人。



    最难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要作国.务.总.理，想不到如今落了空。而成立了约法会，他当议长的政.治.会.议就寿终正寝了。



    另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满以为自己是袁系中的必最受重用的新人物，不料袁世凯却选了旧古董，把徐世昌徐阁老从“遗老博物院”请出来，使他只是做了一场春梦。



    原本杨度在总统府中，袁世凯特指定纯一斋为他下榻处，以便两个人秉烛夜谈。自徐世昌拜相后，受了冷落的杨度就绝足不入公府，以“折柳章台自遣”。



    其实，袁世凯的总统制不待约法颁布便早已施行。在民国二年前，总统府官制，除秘书厅外，有护卫提调处、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民国三年起，改为秘书、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和侍卫处。各厅职官有所谓“监”、“少监”、“丞”、“郎”、 “舍人”、“参议”种种。有的属于名誉职，顾问月薪自八百元至数千元，咨议则三五百元。



    在总统府挂名的，有清朝旧官僚，有民国卸任的官吏，有奔走南北的时髦政客。袁以网罗人才为名，以为可使天下英雄入彀。这些“人才”越积越多，袁世凯自己也记不起有多少。当时北京报纸上对此曾极尽讽刺之能事，议会亦有：“请将府中官制提交议会审查”一案。



    约法会议以：“春秋着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作为施行总统制的论据，这也只是“矫言强辩”罢了。



    徐世昌和袁世凯是真正的老朋友，如果袁世凯这一生有百分之百可信任之人，这个人必是徐世昌。



    他们订交于布衣时代，走上宦途以后，彼此互相援引。



    袁世凯执掌北洋军后，为了避免引起清廷的多心，曾拨一部分北洋军给徐世昌带到关外，那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慈禧去世，袁世凯被勒令回籍“养疴”时，徐世昌等于是袁世凯在北京的代理人。



    辛亥革命后，清廷再度起用袁世凯，归根结底是徐世昌为主奔走和策动。所以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的私交，确是其他人不能相比。



    不过徐世昌自辛亥革命后，便以“遗老”自居，“耻食周粟”，避居青岛，不问政治。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举行光绪帝后“奉安”大典时，他曾悄悄地来过北京一趟。他宣称来京目的是为了参加奉安典礼，顺带祝贺老朋友就任民国大总统。



    袁就任大总统后，曾颁给徐世昌“勋一位”，他拒不接受，仍回青岛。



    据说，当袁世凯有意请徐世昌赴京时，袁“太子”克定的劝驾最为有力。袁克定极不喜欢梁士诒，有人献议克定，把徐世昌请出来，是打击梁的好办法。袁克定便力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未答应，但是双方往来了好多信札。



    民国三年二月，袁世凯特请徐世昌的门生王揖唐专程到青岛促驾，并带了一封很恳切的亲笔函。



    徐世昌被老朋友这番诚意所感动，一方面也觉得这位老朋友的威权日益显赫，于是才“命驾动身”，于三月二十九日到了北京。



    袁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世昌仍表示不肯接受。



    袁世凯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前往劝驾，徐世昌还是一副遗老的模样，怎么劝也不答应。



    搞得段祺瑞有点光火了，大声说：“菊老（徐字菊人）老是不肯出山，岂不辜负总统一片苦心，叫我们如何复命？”



    徐世昌这时才改变了口气，作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当然，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暂时出来过过渡。不过，民国官俸我是绝对不能领受的。”



    孙宝琦、段祺瑞向袁世凯复命后，袁世凯特别高兴，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了出来，改为政事堂。



    自己则搬到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由于总统和国务卿办公的地点都在同一个院落，因此袁世凯便常常跑来和徐世昌聊天。



    袁世凯对徐世昌特别尊重，他叫手下人尊称徐世昌为老相国。



    徐世昌到任刚满一个月，因为他宣称不受民国官俸，可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四千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世昌便欣然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