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白朗军由临潭东返，沿途艰苦奋战，冲破层层阻截。经甘谷、宝鸡、兴安等地，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荆紫关。



    白朗决定分散活动。七月三日，白朗率领鲁山、宝丰籍义军千人回到宝丰。而后士兵探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归队，兵力锐减。



    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



    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过分疲惫。待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世凯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因此而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于是他便格外卖力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



    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离开，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



    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



    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 “朗身**，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熏门城墙上。”



    八月九日，大喜过望的袁大总统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



    不料过了三天的八月十二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指责了冒功行为。



    其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九月二十日袁世凯委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



    因为袁世凯谈白朗色变，曾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作者是何许人？



    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



    袁世凯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世凯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世凯谈起地方人才。



    袁世凯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



    张镇芳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



    袁世凯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严密监视段世垣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



    很快，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那个秘书则宣告失踪。



    此后，总统府加强了戒备，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白朗的起事，说到底是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中，做为阶级的农民，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谁都知道，农民起义的最高成就是用新的封建统治代替旧的封建统治。



    在世界上，中国封建历史差不多最为漫长。学者们在探究其原因时，有人提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频发。道理很简单，如果农民起义能够实现改朝换代，一般会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而战乱总要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倒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地提高。



    也就是说，总得说来，农民起义是把封建统治维持在一定秩序内的力量。



    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朗的起义本身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在反对封建**的革命中，对于类似于白朗的起义，革命党人如果善加利用，是可以发挥同盟军作用的。



    从规模上看，白朗的起义并不是很大，所以影响那么大，一方面是袁世凯**从上到下的对其的无限夸大；另一方面，白朗军所以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说明袁世凯的这个政.府，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几乎所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尊孔的。克制自己，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封建礼仪、道德和纲常、维护封建秩序，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民国成立前，保皇思想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就发表《共和政体论》、《救亡论》等文章，大谈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成立后，他大肆攻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中国的危机和混乱都是革命党人造成的。宣扬只有恢复旧制度、旧秩序、旧道德，才能拯救中国，挽救危机。



    他认为，只有尊崇孔子、孔教，才能做到“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之”。



    因此，他把尊孔当作头等大事，四处呼吁恢复尊孔、读经，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一九一二年十月，“孔教会”在上海成立，康有为被推举为会长。



    康有为在给孔教会的电文中说：“昔法人越南之岁，仆考万国教俗，独居深念，中夜涕零，深虑据乱世之经说，大教将坠于地，乃发大同太平之新教，至戊戌开孔教会，曾上奏。去岁夏，际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声绝，大惊深忧，乃草序例寄门人麦孟华、陈焕章，令开会沪上。”



    《孔教会开办简章》规定：“本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昌孔子之教，聿照中国之光”。



    “孔教会”总会设在上海，国内各县设立支会，各市乡设立分会，外洋各埠也设支会、分会。“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得填具愿书，由介绍人介绍人会。”



    会务分讲习部和推行部，讲习部负责宣讲经学、理学、政学、文学，推行部的任务是“讲道化民”、“拜圣读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



    规定每年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前三日开全国大会一次，每月、季各开常务会一次。



    一九一三年，康有为等又相继创办《孔教会杂志》、《行世报》和《不忍》杂志。各地也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团体，如山西的“宗圣会”、山东的“孔道会”等等。孔教会的追随者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昌、长沙等城市为中心，以办“诗社”、“读经会”为名义和形式，招徕信徒，扩大影响。



    孔教会极力攻击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观念，污蔑革命造成了社会混乱。



    在《孔教会杂志》上有一篇署名孔教会全体的《斥北京教育会破坏孔教之罪》的文章，**裸地指出：“今中国改建共和政体，于政事宜若有进步矣。然而纪纲不立，中央与地方隐然分为十数国，无统一之实。赏罚颠倒，骄悍跋扈之徒、非縻之以禄位，即饵之以财赂。而挟兵拒命之夫，作奸犯科之辈，且熟视无睹而莫敢谁何也。”



    “自共和成立以来，政事上何尝有毫厘之进步，亦只见其退步而已。”共和致使道德败坏，“人心风俗益又甚焉。谲觚成风，奇衰百出，廉耻道绝，大言不作，造作黑白，名实混乱，天下无事非之公，举世以攻击为事”。



    康有为在《祀天配孔议》中说：“今民国肇建，号称共和，天下之心，皆放无纪极，昔患一人专横于上，今乃患亿兆人纵恣于下。”



    在《中国学会报》题词中说“孔子曰：汤武革命，顺呼天而应呼人。天视民视，革命乃吾中国最寻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朝，欧服欧历，徒为棺惊骇娶之仪。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



    康有为对共和以来废除祀天祭孔，废止小学读经等极为不满，他攻击说：“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下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



    “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