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听了袁世凯这番表示，不能不信了，但他辞出后，还是顺道来到政事堂机要局，见局长张一麐。



    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 “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扞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度却不想错过这千载良机，坚持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



    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这六人被称为“洪宪六君子”。



    一般说来，能获得几君子之称，应当是几个人干了什么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历史的倒车而被称作君子，很让人费解。或许是因为这些人个个是大家，都有辉煌人生。



    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  安徽寿州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



    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官做到大学士。说起来，按辈份孙毓筠是孙家鼐的侄孙。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



    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是黄兴的弟子，兴中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任武昌临时**外交部长，南京临时**山东都督。与宋教仁、覃振并称桃源三杰。毕业于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



    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这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



    孙毓筠、胡瑛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



    这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弯路。人的际遇真是难说。



    刘师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着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着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书。曾投在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后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被袁政.府聘为咨议。



    他也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



    “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中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官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