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乃煌出任三省禁烟特派员这个职务是有暗盘的,他向袁克定保证筹款三百万为帝制运动费,这个暗盘经由财政总长周学熙担保,所以才有这道人事命令。
原来民国成立后,各省禁烟已有成绩,民国二年起印度烟土停止运入中国的,已有十余省。根据光绪卅三年中英互订禁烟条约规定,自民国三年起,能运进口的鸦片烟只有旧存于香.港和上海关栈的一万四千二百余箱。
民国三年共销去了六千六百五十箱,民国四年一至四月销去了一千六百余箱,最后仅存了六千箱。
烟商认为中国禁烟成功已成定势,贩卖烟土的生意不久即当终结,因此抢着要把存货售罄。
烟商们经和蔡乃煌几经私议,除了照原约纳税外,每箱另外再缴纳费用四千五百元,以六千箱计,合共可得二千七百余万元。蔡即以此款献给帝制运动作经费,于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为了称帝,袁世凯及其同伙可谓是丧心病狂,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北京参政院自称是国民大会的总代表,向袁恭上推戴书。文中用 “我圣主”代替前此所称的“我大总统”。
推戴厅起草,由秘书朗读,全体赞成通过,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半三呼万岁散会。
第一次推戴书全文如下:
“奏为国体已定,天命攸归,全.国.国.民吁登大位,以定国基,合词仰乞圣鉴事。窃据京兆各直省,各特别行政区域,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满蒙、汉八旗,全国商会,驻华侨有勋劳于国家、硕学通儒各代表等,投票决定国体,全数主张君主立宪。业经代行立法院咨陈政.府在案,各具推戴书,均据称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等因。兼由各国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以全.国.民意,吁请皇帝登极前来。窃维帝皇受命,统一区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戡乱而定功。
“《书》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盖惟应天以顺人,夫是以人归而天与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吁罔应,溃决势成。罪己而民不怀,命将而师不武,我圣主应运一出,薄海景从,逆者革心,顺者致命,岌然将倾之国家,我圣主实奠安之。斯时清帝不得已而逊位,皇天景命,始集于我圣主,我圣主有而弗居也。南京仓卒草创**,党徒用事,举非其人,民心皇皇,无所托命,我圣主至德所覆,迩安远怀,去暴归仁,若水之就下。孑然待尽之人民,惟我圣主实苏息之。斯时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皇天景命,再集于我圣主,我圣主仍有而弗居也。
“民.国告成,四方和惠,群丑窃柄,怙恶不悛,安忍阻兵,自逃覆载,我圣主赫然震怒,临之以威,天讨所加,五旬底定。以至仁而伐不仁,盖有征而必死战。慕义向化者,先归而蒙福。迷复不远者,后至而洗心。皆惟我圣主实抚育而安全之。斯时大难既平,全国统一,皇天景命,三集于我圣主,我圣主固执谦德又仍有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圣人无利天下之心,而行施地生,兆民必归一人之德。往者国家初建,参议院议员推举临时大总统,斯时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国运于以肇兴。继此国会成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推举大总统,全国人心亦咸归于我圣主,国基于以大定。
“然共.和.国体,不.适国.情,上无以建保世滋在之宏规,下无以谋长治久安之乐利。盖惟民心有所舍也,则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则必有所归。今者天牖民衷,全.国一心,以建立帝国。民归盛德,又全.国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华文明礼义,为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帝睿智神武,为亿万姓归心之元首。伏愿仰承帝眷,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轩帝神明之胄,宜建极以承天,姒后继及之规,实抚民而长世。谨奏。”
另有参政院给袁世凯的咨文如下:
“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备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公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
“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赉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
当天下午,袁世凯装模作样地将推戴书发还,并有咨文答复参政院说:
“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威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卅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祸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世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
“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
“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人,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这个人就是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西汉权臣、 新显王王曼第二子、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
这是个历史上争议极大的人物,他当皇帝后,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因此,被有些人誉为改革家,称其为有作为的,杰出的政治家。
但也有很多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政治投机家,是以改良主义、复古主义作掩护来进行其政治投机勾当的”, 认为“王莽的所谓改革,不过是“一系列违反历史发展的所谓改制,这是想把历史拉回头的复古行径”。
有人将其的所谓改革概括为四:第一,无关国计民生,毫无实际意义;第二,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的;第三,实际办不到、行不通;第四,与民争利、夺民生计的。并据此认定“王莽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十足的皇帝迷,……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野心家”,“一个可耻的政治角色”,“典型的伪君子”
王莽在称帝前,也曾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汉室。但这不妨碍他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王莽即新始祖,改长安为常安,年号称“始建国元年”。
历史上还有司马昭其人,篡政的野心人人皆知,就是人们常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还挖空心思欲盖弥彰。
袁世凯将推戴书发还的造作和故作姿态,比起历史上王莽和司马昭,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洗刷其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无耻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