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徐世昌和袁世凯订交最早,也算得上是对袁世凯帮助最大的人。徐世昌、张世昌两个人也是很不错的朋友,两人都未参与洪宪帝制。
徐世昌重新出山后,面对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局面,曾求教于张謇。张的答复是徐世昌当劝袁下野,原函如下:
“菊老相国前辈阁下:违侍左右,忽忽半载。辱奉明问,累读增唏。当筹安会发生之时,正下走朴被出都之日。濒行谒辞洹上,语及君主问题。謇无似,自以获交洹上三十余年,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隐情惜己,非所以对故旧。因本恳挚之愚,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二小时之久。而蓄窾未竟,洹上颇不以为忤。私心窃喜,谓旦夕之顷,可以消弭无形。不图群小交蔽,以帝制为投机,居洹上为奇货,浸淫酝酿,以成今日之祸,思之痛心,夫复何言?公于帝论勃兴之时,洁身而退,及睹时局颠危,慨然出山,取消帝制,自任天下之重。风谊卓然,谁不饮仰!
“夫今日海内洹上故旧,缔交最久,如公与下走者,殆无几人。而公与洹上昔日同官尤久,相信尤深,故公之爱洹上也,自较下走为尤挚。惟明问所谓国步益棘,痼疾已深,责望下走,罄其愚虑,贡于左右,复督下走北上行期,下走自解职得请以来。专意村落,不一语及世事。此闻桂继滇、黔而起,乃前尽此二三月之报纸,撮要而观,不禁太息于热中群小之误,洹上遂至于此也!目前则粤继之,浙又继之矣。
“公所谓痼疾已深者,则下走尚有一最后罄虑效忠之说,请毕陈之: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着。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蒇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
“自帝制告成,而洹上之信用落。帝制取消,而洹上之威望坠。无威无信,凭何自立?考中国往史,国事扰攘之会,皇帝下罪己之诏,则父老感泣,人民鼓舞,史册载之,以为美谈。若总统则非皇帝比也。今取消帝制之申令已自承为有罪,而人民之感想愈恶。甚且号举义旗者,即曾膺勋爵之人,此无他,不信固不威,不信先伏于人心,故不威乃见于军事,今且不必论法律,不必论是非,而专论利害。曹锟、张敬尧所统,皆北方劲卒,进退趑趄,顿于泸叙之间,湘省北兵,号称三万,以当滇军数千之众,未闻有若何奇功伟绩。
“浸假而两粤会师,分途入湘,此三万不相统属之北军,能保必胜乎?湘失则荆襄必动摇,荆襄动摇,则蜀中北军之后路断。报纸固言某省,且为浙续,纵未必遽成事实,而中央则不能不防,防多则力分。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此不可救药者。
“报纸又有调和之说,谓公将罗致反对之人,组织责任内阁,此非下走所敢知,否则窥意梁、蔡,既抗颜行事,败非身殉,则作海外逋客耳,尚冀其伈伈伣伣,俯首惕息于 北京侦探之下,其可得乎?此不可救药者又一。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而中央六个月必平乱之认期,转瞬即届,外人诘问,将益见逼,何以应之?
“今为国计,为民计,为洹上计,惟有以真悔救已失之信,以大勇留未泯之威而已。报言汤、唐诸人曾有劝退之电,不知确否?不知洹上能舍己以听否?下走原始要终,反复度之,亦以为无逾此说。下走非贸焉附和而雷同之也,为国计免外人之干涉;为民计免军民之荼毒;为洹上计上不失为日月更食之君子,次不失为与时屈伸之英雄。洹上之承认帝制也,固尝以救国救民牺牲一切,号于天下矣。帝制成而有所牺牲,帝制消而又有所牺牲,宁复乐此无聊赖之虚名,供不相谅之描画,逞忿一朝,与国人搏,使牺牲一切之意,转无以表白于天下乎?
“或者谓北方军警,非洹上不能统驭,一旦受代,恐生骚乱。证以壬子三月之变,诚亦应有之虞。但洹上果于辞职之时,推诚布公,晓以大义,令其以感戴私恩之意,移而爱惜国家,军警果信赖洹上,必能体洹上一旦豁然大公之意旨。公与芝泉总长,复左右维持其间,安在必不可以弭止。设也受代之顷,中外晏然,匕鬯不惊,则今日之反对洹上者,他日将转而敬佩,谓命世之杰,其器量果度越寻常,不在华盛顿、林肯下也。
“抑洹上今日虽不如昔日之能统一全国,但尚有一部分之军人,为其心膂,此虽反对者,亦不能不认。夫此一部分之军人,使之统一虽不足,而听其生乱则有余。如洹上仍惑于群小,必欲竭此一分军人之力,延长战祸,使民生糜烂而无遗,外交危迫而更酷。此则益非下走所敢知。下走之爱洹上,自谓不后于公,故敢本爱人以德之言,贡诸执事,以间接效忠于洹上。以洹上不远而复之明,与执事守正不阿之忠,必察区区之愚,而谅其无他也。
“下走自辛壬癸三年以来,须发日白。故去秋南旋,杜门谢客,日惟以书生结习自遣,为慈善事,每念乡里朋辈之宴欢,益绻海内生平之旧雨。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四月一日袁世凯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向护**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更像是命令。谈判的前提是谈判双方的平等,从袁世凯的这些条件看哪有平等可言?
这六条都是袁世凯自拟的,黎元洪没有过问,段祺瑞则不肯表示意见。
四月中旬,护**回复黎、徐、段,同样是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相差两极,找不到共同点。
所谓漫天要价,说归说,做归做。袁世凯的日子不好过,护**方面也很难。
当时,滇、黔均属于贫困地区,护**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的补给,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不但袁世凯希望和谈,护**也有和谈的愿望。如果通过和谈能实现倒袁的目标,何乐而不为。
在全面性性议和条件差距太大,很难坐下来谈的情况下,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个方面。全国性的谈和由冯国璋居中斡旋,局部地方的和谈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
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倒是很快取得进展。
对于全国性的和谈,护**方面咬得很死,先决条件是袁世凯下台。这当然是袁世凯不能接受的,因此一直处于僵局。
但是,对于护**方面倒袁的主张,作为政.府方面“居中斡旋”的冯国璋,内心是赞同的,甚至是说出他的心声。
四月中旬,冯国璋有两份重要电报给袁: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四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
“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
“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冯国璋的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已失之威信难返,……推让治权”,这应该是袁世凯得力干将中首先劝袁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