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发表“帝制始末”，其实是垂死挣扎。



    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事变在唯物史观看来，必然是所有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同无数个物理学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形成为合力。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作用的，不管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拉历史的倒车。但是，由于个人的能力不同，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个别人由于他的地位和手里的资源，其作用可能会比普通人大很多。也就是说，特殊人物的行为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袁世凯，他如果不称帝，民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但是，无论一个人地位多高，手中掌控的资源多强大，不管这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谁都抗拒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



    袁世凯病了，而且病入膏肓。



    说起袁世凯的病，起始不过是男人最常见的病——前列腺增生。这种病的早期，人一般是觉察不到，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排尿，便会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



    原因是膀胱里的尿排不出去，尿残留越来越多，但太满了总要排出，便是尿急。每次只能尿出少许，不一会儿又满了，谓之为尿频。严重了，一个晚上要不停的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睡着了，尿也可能自己溢出，就是所谓的充溢性尿失禁。



    到了这个时候，连傻子都能知道自己病了，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例外。



    前列腺增生到了这个地步，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手术。如果是现在就简单了，微创手术，从尿道进入用激光把增生的部位切除。袁世凯那个时候，恐怕是要把前列腺切除。



    前列腺切除其实在西医也是小手术，切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袁世凯不信西医，只信中医。中医不能手术，只能是吃药，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都来奉药，都来凑热闹。袁世凯是来者不拒，有病乱投医，药越吃越多。



    在前列腺增生病的早期，对症吃中药肯定能对进一步的增生起到抑制作用，但不可能把增大的地方化掉。也就是说前列腺增生病到了袁世凯这样的程度，吃中药已经无效。



    如果吃中药只是没用，也就罢了，但是袁世凯这时候大量的吃中药就是吃毒药。



    为什么这么说？都知道是药三分毒。袁世凯尿长期排不出去，残留在膀胱里。排尿也是排毒，尿排不出去，身体中的毒本就排不出去，再吃药，不是毒上加毒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尿毒症。



    本就是病入膏肓，需要静养，但袁世凯是个死也不能放权的人。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耳。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闷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五月二十二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致命电。



    一个病人，哪经得起如此的精神折磨。



    袁世凯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他病危于五月二十七日，在此以前已心疲力竭。二十七日发病时，来势甚猛，其家人急请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二人除摇头外别无良策。



    二十九日湖南独立，袁世凯的左右本不打算让他知道。可是他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电报还没听完，人就昏了过去。



    六月二日袁世凯知道自己不行了，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



    徐世昌于六月五日抵京，马上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四十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



    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



    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



    原来六月四日天袁病势加剧，总统府不顾一切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断定已无可救治。



    到五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是那些帝制派呢？还是其他什么人。



    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四十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 “他害死了我”这句话。



    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也只能和他的去世一起入土。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清晨三时，袁世凯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人世诀别了。



    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中发现了他亲笔自撰的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他真的是日本大敌吗？驻节朝鲜时或许是，坐上大总统宝座后，好像一直在看日本的脸色行事。



    洪宪六君子之首，帝制罪魁的杨度挽袁联云：



    “民国误共和，共和未误民国，千载而还再平是狱；明公负君宪，君宪未负明公，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临终前托孤寄命的共有四位要人，是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徐世昌，还有 “太子”袁克定也在病榻旁。



    徐世昌看袁是不行了，乃轻声地问：“总统有什么交代？”



    袁世凯眨着惨白的眼光，上气不接下气，费了很大的劲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



    但是《约法》有新有旧的，袁所指的是新是旧呢？接受遗命的都有点茫然。



    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是护**方面坚持的。可是，这个旧《约法》已被袁废止了。



    新《约法》是袁自己制定的，关于继任总统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在一张名单上，藏之金匮石屋。俟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位候选人中决选一人继任总统。



    金匮石屋的钥匙有三把，由总统、总理、参议院长各执其一，三把钥匙中需要有两把配合起来才能把“石屋”打开。



    当袁说出“约法”两字而大家都感到茫茫困惑的时候，袁克定抢着补充一句： “金匮石屋。”



    大家把脸转了过来看袁，袁则似点头非点头，口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的名单上写着三个名字，顺序排列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段祺瑞这个名字原来写的是袁克定，袁克定是知道这件事的，所以才提议“金匮石屋”。怎知袁世凯病重时却瞒着儿子改为段祺瑞，而袁克定还蒙在鼓里。



    袁为什么要在死生俄顷之际修改名单呢？其实这是袁高明之处。他知道他已众叛亲离，还要人拥立他的儿子，岂不是痴人说梦，而他的皇帝位子都保不住，怎能还有家天下。



    在他最后一段政治生睚中，他一手建立的北洋军系对他都不忠顺，他怎敢希望北洋诸将会拥护他的儿子！所以他死前及时把袁克定改为段祺瑞。



    袁世凯虽是六月六日清晨去世，但不省人事则是六月五日，这一天正是阴历端午节，由于袁被人称为癞蛤蟆，于是又得一证明，因为俗语有“癞蛤蟆难过端午节”。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中华民国五年五月六日。国务卿、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



    遗令引用了旧《约法》，很明显这遗令不会出自袁世凯。



    六月七日，袁遗体大殓，这位有史以来身兼皇帝和总统的袁世凯，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完全一副“大行皇帝”模样。



    这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上下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



    政.府致送袁家属赙仪一百万元。



    正是这一天，西南各省悬旗志庆，云南、贵州都放鞭炮，奔走相告，国家去一大害，扶老携幼皆大欢喜。



    南北两地，对袁的去世形成了尖锐的比对。



    袁的灵柩运返彰德，运柩车沿站都停车接受官员祭奠，所以车行甚慢，直到六月二十九日才到彰德。



    袁死之前，武昌传来一则神话，五月一日大风，东乡招贤镇有龙坠入湖中，粗如巨臂，长达数丈，乌鳞紫甲，怒目强爪。第二天则杳无所见，惟湖水呈深黑色。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个争论很大的历史人物。



    对千夫所指惯为横眉冷对的大思想家、文坛巨匠鲁.讯先生，对袁世凯似乎有些宽容。



    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离开故乡，来到京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并不是十分庞大，一个教育部也就是几十个人。教育部的下层官员的管理和任命，都由当时的总统直接签发委任状。



    鲁.迅被任命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官职较高，同样也获得了得到了袁世凯总统的正式委任状。这份经过签字的委任状，原件叫任命状。



    这样，在教育部当佥事的鲁迅，和总统袁世凯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在其政.府任职的鲁迅和他有过一次会面。



    从一九一二年冬季开始，袁世凯就定下规矩，亲自在总统府举行接见北洋政.府各部推荐的任命官员的仪式。



    也就是说，袁要跟自己签字任命的官员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本身是什么的为人做风。



    当时政.府部门人员众多，每日接见三到四批都要持续多日方才接见妥当。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自然也要进府述职，他由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带领，一大早晨就到了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拜见权力顶峰的袁。



    接见仪式并不繁琐，袁也没有糊弄了事，他要求每一位官员都要讲出自己对于教育的发展意见，他还会点评，遇到有见解的还会派人记录。



    这番举动使鲁迅大受震动。



    在袁去世之后，没有礼服的鲁.迅，为了祭奠曾经上司，向友人借来了礼服。受教育部指派到总统府吊祭。这是二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接触联系。



    鲁.迅一次见到了活着的袁，一次见到了死去的总统。或许，鲁迅与袁的联系都是间接的或是服务性质的。因此他并没有对袁大加评价，只在作品中略微提过几句。



    鲁.迅这样评价袁：“现如今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自身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这是一句有褒有贬的评价之语。



    后来鲁.讯在《杀错了人》一文中写道：“袁大杀党人，从他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梁启超在他的《袁世凯之解剖》一文中，痛心疾首地称袁为“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最糟糕之统治者”。



    袁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内中有段话写道：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法，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借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肯定的说，袁世凯是个努力做事的人。



    纵观他的一生，做过很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尤其是在中国完成从封建**到民主共和的和平过渡上，他的贡献无人可比。



    而另一方面，他也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出卖维新志士、迫害革命党人、搞垮国会等。他做的最大坏事，莫过于复辟称帝。



    笔者在本书开头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的错是可以犯的，有的错是不能犯的，犯了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一个封建统治源远流长，缺少民主传统和熏陶的国度里，好不容易在民主制度建设中有那么一点进步，却权欲熏心而拉历史的倒车，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