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新华门的总统府和瀛台隔南海相望。



    新华门这边，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可谓热热闹闹，而瀛台这边则冷清得很。



    两处虽近在咫尺，但之间有陆路和水路相隔，交通本就不便，不坐船到不了。不是专门，想顺路造访实无条件。



    黎元洪倒是个耐得了寂寞之人，也不愿为自己给别人招惹是非，正求之不得而乐得清闲。一生忙忙碌碌，今日得宽余，陪伴家人和孩子，自有独到之乐。



    但人是矛盾的。紧张忙碌中，总是渴求闲暇和休息。但终日无所事事，又会怀念那些充实的时光。闲下来的时光越长，黎元洪也就越是不耐，甚至有些度日如年。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便会更强烈的思念故土，想念家乡，特别想听到乡音。



    幸好常有湖北的乡亲们来找黎元洪帮忙。乡亲们可不知黎元洪是近乎被软禁在这里，认为他是堂堂的副大总统，位高权重。碰到了实在解决不了的事，便来找黎元洪相帮。



    黎元洪知道，但凡有办法，乡亲们不会轻易来找他。因此，只要能说上话，只要能想出办法，黎元洪都是有求必应。



    袁世凯为显示他和副总统亲密无间，以及维护副总统的权威，曾不止一次的嘱托下属：黎副总统有什么事，特别是个人的私事，诸如安排个人之类的事，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一定要给足副总统的面子。



    有袁大总统的“旨意”，只要黎元洪出面，乡亲们所托之事，一般都能顺利解决。



    这一天，有个白发苍苍的婆婆，急切地找到黎元洪。一见面就给黎元洪跪下，高喊副总统救命。



    黎元洪慌忙扶起，细问缘由。原来这婆婆是大名鼎鼎的《大汉报》创始人黄石庵之老母。



    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二日，也就是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汉口出现了宣传武昌起义的传单，传单名为《大汉报》。



    当时汉口尚未光复，在张贴《大汉报》传单的地方，贴有江汉关道齐耀姗的“告白”。双方都在争夺舆论阵地，行动也都特别迅速。



    正值人心浮动之时，寻常市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更想搞明白怎么回事。对来自官方的消息，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信任不关心。《大汉报》传单每天至少一期，很快成了大家最想看的东西。贴《大汉报》传单的前边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围着很多人。



    十月十五日，《大汉报》传单升级为报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第一份宣传革命党主张的报纸，公开进入大众的视野，立即引起各界的关注，第一天就销售了三万多份。



    报馆门前门庭若市，来买报的，抢购批发报纸的，来祝贺的络绎不绝。



    外国人也来凑热闹，带着翻译，一进门就喊“革命万岁”。



    国外媒体纷纷来电祝贺，美国《纽约报》称《大汉报》为“革命之先锋”，英国《秦晤士报》称《大汉报》为“湖北首领报”，法国巴黎《日日新闻》则用《大汉报》证实，拿破仑的一句话——“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枪之言”。



    《大汉报》在国内的影响尤其大。鄂军政.府的决议、任命、布告、檄文、消息等一经其登载，马上不胫而走，很快会家喻户晓。九江、上海、湖南的销量最多，有力的支持了那几个地方的起义，而事实上这三地也是最早响应首义之地。



    武昌起义初期，清廷封锁消息，京津地区，有人不惜五十金买一张《大汉报》。广东、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大汉报》售价也常在一二元之多。



    “洛阳纸贵，不如《大汉报》贵。”“一张《大汉报》，十万毛瑟枪。”是一段时间里，挂在人们嘴上的话，足见《大汉报》在当时影响之大。而这《大汉报》的创始人，就是胡石庵。



    胡石庵，亦名人杰、金门，号天石、忏憨室主，天门竟陵镇人。



    父乔年，字鲁生，清翰林侍读，历任乡试副考官、江汉书院长。



    胡石庵十七岁以案首入学，博闻强识，被誉为“鄂中奇才”。十九岁赴北京，与谭嗣同交好，是戊戌变法积极参加者。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回武昌，肄业于经心书院，结识唐才常。一九零零年辅助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胡任参谋。事败躲到上海，被捕入狱。



    获释后投保定徐锦帆军，胡任教练，曾与八国联军作战。兵败后，徒步回鄂，再入经心书院。因公开鼓吹革命，被开除。



    在武昌卖画为生，结识刘静庵等，曾跻身“汉营”，秘密运动新军。



    一九零四年襄助刘静庵、吕大森等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同年冬与马天汉、王禹田等设伏汉口火车站，谋炸清兵部侍郎铁良，事泄被捕。



    审讯时，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以刀一柄、银一锭置胡面前道：“听若所欲也，但一言”。



    胡愤然作色，抉银持刀，昂然回答：“皆欲也！公必欲如何也？五步流血矣！”



    最后终因证据不足获释。



    随赴上海，为报馆撰文，参与爱国学社活动；次年回武昌。



    《大汉报》不仅宣传武昌首义，也指导人的行为。



    起义初期，有很多过火行为，城内捕杀满人成风，甚至见满人就杀。



    满清贵族宝英、铁忠的公馆都被抄没。



    宝英的一个妹妹，被杀前哭着说：“我们有什么罪？先人犯下的罪孽，为什么拿我们来抵命？”其状甚哀，令人同情。



    《大汉报》马上对这种搞民族仇杀的极端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倡导五族共和，制止滥杀无辜的歪风。



    在阳夏战争期间，汉口被清军占领，《大汉报》迁到武昌。报社设在斗级营一家宾馆，坚持每天出报，日发行量每天还在三万份以上。



    汉口租界的外国人，每天派人过江来买报纸。占领汉口的北洋军，也有人偷着传看《大汉报》。



    胡石庵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拦，用白话文，规劝北洋士兵。



    汉阳失陷后，黎元洪撤离武昌去洪山，鄂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停刊。《大汉报》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不但坚持办报，还经常发号外，用以安定民心。



    那一年的十一月，黎元洪为表彰《大汉报》对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曾奖励胡石庵数千元。



    去年，民国二周年纪念日，袁世凯政.府还颁发给胡石庵一枚“一等嘉禾勋章”，高度评价《大汉报》对建立民国所做的贡献。



    胡石庵的老母为什么急匆匆的来找黎元洪？要救谁的命？



    原来，胡石庵被现任的湖北军政.府都督段芝贵抓起来了，传出的消息是很快要被处死。



    黎元洪问老人家什么情况？很快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袁世凯政.府不是奖给胡石庵一枚“一等禾嘉勋章”吗？胡石庵做为一个正直的办报人，看到袁世凯近年来倒行逆施，实在无法坐视不理。就把袁政.府奖的勋章寄还袁世凯，还附了一首诗。



    云：“三户亡秦愿以空，战场荒草泣残红。郑蛇内外成虚斗，冀马奔腾起大风。一夜横飞秋色里，万花齐落鼓声中。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变巨公。”



    这还不算，胡石庵还把这件事和这首诗登在了《大汉报》上。



    这时候，反对党国民党已被取缔，袁世凯整天听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已经听不得批评了。更何况是胡石庵的讽刺、攻击和挖苦呢？



    恼羞成怒的他，指使亲信段芝贵，要找机会收拾《大汉报》和胡石庵，段芝贵也一直在寻找机会。



    不久前，袁大公子袁克定去武昌，段芝贵陪着他吃喝玩乐。



    一天，段芝贵陪袁克定在怡园戏院看戏，袁克定见女演员王克琴长得漂亮，眼睛放光，不住嘴的夸赞。



    段芝贵知道这位花花公子的心愿，想用重金把王克琴买下，献给袁克定。



    都知道，当年在天津，段芝贵为取悦奕匡的儿子，曾干过这种事，酿成了搅动晚清政坛的“杨翠喜事件”，现在又故伎重演。



    社会毕竟是前进了一点，毕竟已经是民国了，不是官员可以随意胡作非为的时候了。事情传出后，影响很大，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胡石庵得知此事，到剧院核实情况后，借题发挥，联系起杨翠喜之事，就此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



    此文发表后，段芝贵和袁克定立时被搞得臭不可闻。段芝贵气得发疯，一刻也容不得胡石庵。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段芝贵组织一班人，在胡石庵写过的文章中的字缝里找毛病，终于找到了借口，硬说《大汉报》是白朗的报纸。



    于是报纸被封，胡石庵被抓。



    看到事情紧急，黎元洪马上给段芝贵写了封信，让胡石庵的母亲即刻带回。



    等老人走后，黎元洪又担心路上耽误，或者信送不上去，随后又给段芝贵发了封电报，要他刀下留人。



    电报大意是：胡石庵是对民国有重大贡献之人，“有功于民国，务在贷其一死”



    段芝贵接电后开始没当回事，他本就没把黎元洪看在眼里。后来想到，他来湖北时，大总统曾嘱咐过他，副总统有什么事，只要不关大局，一定要想办法办好。



    本要杀胡石庵而后快，最后改判为三年有期徒刑。



    这样，中外有名的《大汉报》从此停刊，一直到一九一七年才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