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就职当天颁下三令：



    第一令云：“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兹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有厚望焉！”



    第二令云：“现在时局颠危，本大总统骤膺重任，凡百政务，端资佐理，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应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勿得稍存诿卸。此令！”



    第三令云：“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划，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痛怆。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自己没有实力。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当属北洋系，其次要属国民党，而黎既非北洋系，又不属国民党。



    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他们的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



    可是黎元洪也有他的独特优势，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方，又是现任副总统，反而能被各方所接受。



    但是，未必有人真的拿他这个总统当回事，所以黎元洪的处境是尴尬又艰难。



    黎元洪就职后，国人便对《约法》的执行引起争议。《约法》有两个，执行哪一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三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六月十日通电提出：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抚军院当立即撤销。



    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旧《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段祺瑞在黎元洪接任总统时提出的根据是新约法，自然不赞成恢复旧《约法》。



    他没征求黎元洪意见，于六月二十二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黄陂继任，元首得人。半月以来，举国上下所龂龂致辩争者，《约法》而已。然就《约法》而论，多人主张遵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但此项办法，多愿命令宣布，以期迅捷，政.府则期期以为未可。盖命令变更法律，为各派法理所不容，贸然行之，后患不可胜言；是以迟徊审顾，未敢附和也。或谓三年《约法》，不得以法律论，虽以命令废之，而无足议，此不可也！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杀，则中国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不惟国际条约关系自重，不容不再三审慎，而内国公债以及法庭判决，将无不可一翻前案，加之何其可也？



    “或又谓三年《约法》出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出自政.治.会.议，与议人士皆政.府命令所派，与民议不同，故此时以命令复行元年《约法》，只为命令变更命令，不得以变更法律论，此又不可也。三年《约法》，所以不餍人望者，谓其起法之本，根于命令耳！而何以元年《约法》，独不嫌以命令复之乎？且三年《约法》之为世诟病，佥以其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耳！然尚经几许咨诹，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而今兹所望于政.府者，奈何欲其毅然一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乎？此事既一误于前，今又何可再误于后？知其不可而尤而效之，诚不知其可也。如谓法律不妨以命令复也，则亦不妨以命令废矣！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将等法律为何物？且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又何不可命令废之？可施之于约法者，又何不可施之于宪法？如是则元首每有更代，法律随为转移，人民将何所遵循乎？



    “或谓国人之于元年《约法》，愿见之诚，几不终日，故以命令宣布为速。抑知法律争良否，不争迟速，法而良也，稍迟何害？法不良也，则愈速恐愈无以系天下之心，天下将蜂起而议其后矣！纵令人切望治，退无后言，犹不能不虑后世争乱之源，或且舞法为奸，授我以资为先例，是千秋万世，犹为国史增一汗痕，决非政.府所敢出也。总之，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诸君子有何良策，尚祈无吝教言，俾资考镜。”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致电驳复，词意坚决：“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二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



    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的电文，一语中的。如果按袁氏《约法》，现在的国务院都是非法的，何论其他。



    其实，段祺瑞不会不知道，新约法突出的是总统的权力，这恐怕是他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段祺瑞实在是不想恢复旧《约法》和国会，于是想效法袁世凯，搞个约法会议，来修订一个新约法。



    这么大的事段祺瑞不与自己这个大总统通气，就自作主张，黎元洪索性作壁上观。



    旧《约法》和国会是辛亥的主要成果，是民主共和的基石，在革命党人和有识之士看来，不恢复旧《约法》和国会，就不可能重造共和。



    六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一件大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为扞卫旧《约法》、扞卫共和，上海海军宣告独立。



    他们通电全国：“自辛亥举义，海上将士，拥护共和，天下共见。癸丑之役，以民国初基，不堪动摇，遂决定拥护中央。然保守共和之至诚，仍后先一辙，想亦天下所共谅。洎乎帝制发生，滇南首义，筹安黑幕，一朝揭破，天下咸晓，然于所谓民意者，皆由伪造，所谓推戴者，皆由势迫。人心愤激，全国扰，南北相持，解决无日。战祸迫于眉睫，国家濒于危亡。



    “海上诸将士，佥以丁此奇变，不宜拘守常法，徒博服从美名，无补于大局，当与护**军务院联络一致行动，冀挽危局。正在进行，袁氏已殒。今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其为帝党从中挟持，不问可知，我大总统陷于孤立，不克自由发表意见，即此可以类推。是则大难未已，后患方殷。



    “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誓为一劳永逸之图，勿贻姑息养奸之祸，庶几海内一家，相接以诚，相守以法，共循正轨而臻治安矣。”



    李鼎新（1862—1930），字成梅。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人。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春，李鼎新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为第四期驾驶班学生，与刘冠雄同学。一八八零年李鼎新毕业，上“扬武”舰实习。一八八一年底，船政学堂派出第二批出洋学生，李鼎新是仅有的两名驾驶学生之一。一八八二年春到英国，先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在皇家海军“斯卫福舒尔”舰实习，旋返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进修炮术，曾随英舰游历北海及西印度群岛。



    甲午战争爆发，李鼎新随舰队参加海战，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定远”舰指挥作战中受伤，李鼎新协助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发炮击伤日舰多艘，表现出色。李鸿章奏保海军出力员弁，李鼎新以参将尽先补用，并赏给“振勇巴图鲁”勇号。



    民国成立，刘冠雄出任海军部总长，李鼎新任海军部参事，赴各省检阅军舰。授为海军少将。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海军总长刘冠雄保举李鼎新接任，并晋授为海军中将，海军总司令部驻上海高昌庙。



    林葆怿(1863～1930年)，字悦卿，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



    清光绪六年(1880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九届驾驶班。光绪十二年(1886年)，派赴英国学习，回国后在北洋水师任职。宣统二年(1910年)，任向英国际摩士庄船厂订购“肇和”舰的监造员。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任海军部参事。不久，授海军少将衔。民国二年八月，任第一舰队司令。



    曾兆麟（1865－1922），字少沂，福建闽侯人。一八八七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二届驾驶班。毕业后供职北洋水师。任“南琛”练舰管带，海军副参领。



    民国建立后，先后任“飞鹰”舰舰长、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教务局局长、海军部军衡司司长兼代军法司司长、“通济”练舰舰长、海军上校、海军少将。因“肇和”军舰夺舰事件，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被褫职，曾兆麟接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



    上海海军的独立，段祺瑞认识到了关于“约法”问题的严重性，更看到了事态的严重。当时中国海军共有三个舰队，第一舰队的上海海军是海军的主力。这次公然独立，不仅严重地威胁北洋系势力下沿海各省区，同时还可以帮助护**运兵北上。



    这时，北洋系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冯国璋、朱家宝、赵倜、田文镜等发声支持恢复旧《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不能不让步了。



    幸好，黎元洪还可以出来收拾残局。



    经林长民、张国淦等积极奔走，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申令言道：“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紧接着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



    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