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呈文表面看起来是二十二省区军事首长发出来的共同声音，实际上是倪嗣冲一手所包办的。一部分督军根本就没未闻此事，一部分在“团结北洋派”的大题目下随声附和，还有一部分是被冒签者和被硬拉签名的。



    呈文完成后，倪派人依次送往各督军的住处，接洽签名。



    李纯在天津没有回京，倪就以长途电话通知他，已经代他签了名。



    湖南代表张翼鹏不敢代谭延闿签名，要请示后才能决定。



    倪说：“你不能代表他，我却能代表他！”张翼鹏慌忙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例一开，江苏代表师景云也不敢代冯国璋签名，而用自己的名字签名。



    云南代表叶荃、贵州代表王文华既未看见这个呈文，也并无人前往接找其签名，但他们榜上都有名。



    叶荃曾向黎声明被人冒签，冯国璋和西南各省督军也纷纷把自己的代表撤回。



    当天，总统府传出消息说，总统已经看见了这个呈文。总统认为：各省督军以个人的资格，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在宪法草案上提出某些意见，原无不可。但是联名提出来，并且要求解散国会，这就不是在轨道以内而是在轨道以外的一种行为了。



    总统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没有干涉国会制宪和解散国会的权力。愿意以个人的资格邀请国会议员谈话，代达各督第军关于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供议员参考，所以对这个呈文不拟批答。



    段祺瑞不甘心就此罢休，下决心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督军团也连开会议，商讨对策，并几次去总统府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



    黎元洪知道这一切都是段祺瑞在主导，经过一番周旋无望后，看到段在内阁中已成光杆司令，又受到社会舆论地谴责，遂在美国“允为后盾”的情况下决定改组内阁。



    二十日，他批准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三人辞职，却将外交总长伍廷芳的辞呈留住未发。



    二十三日，黎元洪发布了三道命令：（1）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2）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3）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



    张士钰，字宝斋，直隶武清（今属天津市）人。



    张士钰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曾任职于清政.府军械局、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



    一九一二年，张士钰被授于陆军中将衔，升任拱卫军参议官，不久署理司令。曾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总务厅厅长。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委员。



    同一天，黎通电各省报告处理内阁问题的经过。



    电报说：“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伍廷芳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徐世昌）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



    同一天，段祺瑞乘车往天津，黎元洪派公府顾问丁槐赠以程仪一万元，并派侍从武官长荫昌代表送行。



    段临行前发表漾电说：“……查共和各国内阁制，非经在任内阁总理副署，不能发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以上三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



    这个电报显然是表明总统以非法手段免去他的国务总理，不承认这个命令有效；电报末尾署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显然仍以在职的国务总理自居。



    伍廷芳发表通电否认命令违法，他根据《约法》的第三十四条，解释总统有任免文武官吏之全权，并且举出“民元唐（绍仪）、熊（希龄）免职，陆（徵祥）、赵（秉钧）受代，先例具在，与《约法》皆无抵触”。



    他是以北洋派之矛，攻北洋派之盾。因为更换内阁总理的命令，不经原任内阁总理副署，已由北洋派的创立者袁世凯开其端。而当时并未被认为违法，则这次发表的命令也不能认为违法。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世凯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我们已经知道，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又挟护**以对付袁。



    这时袁世凯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派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由于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无结果而散。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政见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就在民国五年六月七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



    六月九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



    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



    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相互排斥。袁死后，他们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他也顺势而为，以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自居。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以北洋系正统自居，自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



    他希望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



    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帐，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以下十条：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



    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



    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



    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



    五、绝对抵制“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



    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



    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



    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



    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



    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



    “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而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