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淦不反对变法。



    也不反对有人打破这种“破而不立”的局面，搞出一套新的东西，完全契合如今大顺的经济基础，彻底取代朱子学，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立起来。



    甚至，很支持。



    但是，这个人，绝不能是刘钰。



    李淦可以支持刘钰搞实学、搞科学院、搞海军、搞军改。



    但是，允许了前者，就不可能再允许刘钰把这一套整合、发散成体系。



    王安石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既入中枢宰执，又能搞出一套体系的强者。



    等到王阳明，那就封个伯，别入中枢，回家搞心学去吧。



    后续，可以允许心学强势，朝中多有心学之徒，但前提是王阳明已经死了、或者已经不可能入中枢了。



    放在此时的大顺，虽不完全一样，却也相差无几。



    就像是大顺也不是没有大儒，也有自成体系的南北派系，也有古儒一派，但派系领袖名声虽高，进中枢绝无可能。



    刘钰的儒学水平什么样，皇帝心知肚明。但是，他不会，别人未必不会武德宫考试刘钰怎么拿的魁首，皇帝心里还是有数的。



    引起这件事的巴达维亚事件，就是这种事的一种体现。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顺治下，怎么对待这本身就是一个官方学术的问题。



    如果是朱子学，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怎么定性



    如果荆公新学，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这么定性



    如果汉儒公羊，作为官方学问，这件事会怎么定性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顺不是靠大顺律治国的，也不可能靠大顺律治国。



    日后工商业发展起来，要担心的不是官商勾结的问题，官商勾结对皇帝而言，那都小事。终究还是来个青天大老爷、皇帝圣明派个“八府巡按”来查案就能解决的事。



    但工商业发展起来，官方怎么看待一些新兴事物这才是皇帝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事情还是一样的事情。



    但事情是好是坏是支持是反对是盛赞是怒斥这是官方学问的意义之所在。



    同样的寡妇改嫁，在先秦、在汉、在唐、在宋、在明、在顺、后世，完全是不一样的评价。譬如李清照，都成为了“不贞砀妇”。



    又譬如崇祯，对唐太宗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嗤之以鼻，认为拿唐太宗和自己比是侮辱了自己。但若在后世，对崇祯最多也就是“同情”，可哪怕再同情、再感同身受、再哀其生不逢时，也没人问一句当皇帝，是崇祯强，还是李二强



    同样的，如果工商业发展起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该怎么定性以及，该怎么处置



    巴达维亚糖厂的事，荷兰那边的情况，是默许使用奴工，最终认为反抗者是首罪。



    而如刑政府尚书所言，若在大顺治下，首罪是随意加税的总督、次罪是糖厂承包者，奴工排到最后，基本可以安个“打渔杀家”的定性。



    再比如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欧洲那边肯定是愿赌服输，赔了别哭，爱上吊上吊、爱自杀自杀。



    但在大顺这边，多半就是以“把持行市”罪，逮捕炒作者、抓捕发起者，众人闹腾起来，多半也就是将趁机大发其财者的利润分出一部分，以安抚众人之心。



    这样的区别只是冰山一角，或如名臣海刚峰，如果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其治下，会怎么处理或者巴达维亚糖厂用奴工之事，其又会怎么处理



    这就是所谓“道”。



    春秋可以决狱，但如果有人要用夏冬决狱呢要用墨子决狱呢要用荀子决狱呢要用韩非子决狱呢



    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只怕第一关的“亲亲相隐”，态度就肯定会完全不同。



    连日本那边的儒生，都知道打着复古的旗号，用先秦古籍托古改制，说自己是儒生却搞法、墨、刑名那一套。大顺这边怎么可能会不懂



    皇帝又怎么可能不清楚，拿着十三经，能解出一万种截然不同的道义，而且还都能打着正统儒学的旗号。



    莫说一套十三经，就是简单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是解不出三种以上截然相反的解释，都算大顺没有人才了。



    开发虾夷、将来下南洋治理南洋，以及将来可能兴盛的工商业，肯定不能用现在这一套东西去管辖。



    但是，这一套东西，皇帝也只允许现在特事特办，积累经验，以观后效，



    而绝对不会允许出现一种新的如同荆公新学、心学之类的学问，将这一切解释为“合乎天理”。



    哪怕将来证明这一套确实行，而且不会影响到皇权、不会威胁到统治，那也只能是后来人提出来，绝不可能让此时的刘钰提出来。



    提，可以。



    离开中枢，削去爵位，不参与朝政，和前朝的李贽、本朝的颜元、李塨等人一样，回家去玩去吧，爱说什么说什么。



    刘钰被田贞仪耳提面命已久，回的也算干脆，直接拿出王安石的例子。看似是说，你看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也是靠旧学问的科举考上来的，旧学问差点中状元的人，不一样可以办成新事吗



    实际上，则像是跟皇帝表态等南洋的事一完，我就了心事了。李卫公平突厥之后，蹲在家里关上门，外面的事啥也不管。到时候我也一样。



    反正外面的事谁都能办，新事物旧学问也一样能解决，少我一个不缺、多我一个不多。你拴条狗在那，估计也能办好，无非就跟小牛学拉犁一样，学呗。



    这回答让皇帝很是满意。皇帝已经允了刘钰下西洋之事，也几乎默认了等他从西洋回来由他为帅攻下南洋。



    之后不是不用了，而是新兴事物不会用他了。



    不管是工商业、开发虾夷、总督南洋等等事，都会选他影响力之外的人，以确定缺了刘钰这一系的人，这些新东西一样可以运转。



    若是刘钰非要退，那就让他去主管科学院，封个公爵，荣恩无限，颐养天年就是。



    若其还想为社稷出力，倒是可以让他去督导治水、漕运改革、亩税清查等“旧”事。



    刚才的问题，若是刘钰脱口而出诸如“科举出身的，能管明白个鸡儿的工商业、工场手工业、股份制公司、南洋殖民地”之类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这可能是实话。



    但在朝廷里，十余年前不满二十岁的刘钰说实话，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胆气壮勇当为朕之冠军侯”；现在说，那就是作死了。



    朝廷，本来就是一个逼人说假话的地方。



    说完假话之后，刘钰也舒服，皇帝也开心，顺势道“鲸侯这话，说的当真没错。汉之前，何来西域谁知道该这么当西域都护后续不也是当的好好的吗”



    “凡事有利有弊。欲提振兴盛工商者，多言其利；欲重农为本者，多言其弊。”



    “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朕高居在上，下面的事，终究要靠听信。”



    “如今，言利、言弊；甚至，只言利、只言弊，都是好事。毕竟这些新事物，谁也不曾见过，哪怕鲸侯虽懂，却也只是推断猜测，且心本有所属，自然只能看到利。”



    “朕便这样想，选派一大臣督查松江、直隶、文登各地的工商业之事。大事小情，年内，汇总上报，以为后世之师、后世之依。只管工商业之事，不管其余民政军务。”



    “若如苏州府齐行叫歇之事，前所未有，但处置一次之后，后续便有可依照者。”



    “长洲县齐行叫歇，一县之事，直入天阙。但立碑之后，一县令即可处置。”



    “今日特事特办，明日为法为律，则不过一县一州之事尔，一县丞可判、一胥吏可决。”



    “至于利弊，朕亦非不明是非之人，是利是弊，朕自观之数载。”



    刘钰心道你的利弊未必是我的利弊，李家的利弊也未必是华夏的利弊。



    但你现在也看不出什么来，真正危险的东西你暂时还看不到呢。



    既是如此，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不反对，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臣以为，陛下所言正当其理。臣站在这，谁都知道臣支持海军、支持工商。于是臣的双眼只能看到利，却未必看到弊。”



    “陛下亲见，圣明决断，自比臣这等蒙了眼只能看到一半的人，看的更清楚。”



    “既是特事特办，终究是要办。办，才能知道好还是不好、利还是弊。臣也希望数年之后，看清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皇帝微笑点头，心想你终究还是担心这件事又变成“天理”的空对空鬼扯。终究不说利还是弊，而是说“利大于弊”、亦或“弊大于利”。



    谈利弊，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因为谈利弊的前提，是承认功、利。



    若以纯德教治国，德教没有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也没有大错、小错。



    只有对、或者错。



    为了让刘钰安心，皇帝笑道“利者，民多得益若玻璃窗、国库充盈、流民有事可做。只要朝廷尚可管控，此即为利大于弊。银两多寡，非朕贪心，实赈灾救济、护国保民，无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