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对路易十五不太熟悉，最多听过一些段子。



    但既然是段子，真假就很难说。



    就如同法国那个著名的段子，玛丽王后问“没饭吃，为什么不吃奶油蛋糕”，源于东学西渐，启蒙学者以“何不食肉糜”这句话编出来的；再比如后世传闻的元末大起义，八月十五吃月饼、杀鞑子，源于印度土兵起义用印度抛饼联络传递信息，被消息灵通的南洋会党借用传播为典故，效果绝佳。



    这种穿凿附会讲段子的事，东西方都很熟练，靠段子去了解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路易十五这样的君主，刘钰以中华之史为鉴，倒还是可以摸出一些脉络的。



    他年幼登基，本来继承权轮不到他，但是顺位排在他前面的都死了。



    登基之后，有人摄政。某个后来当宰相的人，在他年幼的时候做他的讲读，对他非常严厉。



    这位讲读成为了宰相，独揽大权许久，制定了一些列的政策和改革。



    这位既是宰相、又是家庭教师的人一死，他就推翻了宰相死前的许多既定政策。



    这位宰相一死，他就要废除宰相，大权独揽，认为若由宰相，朕将何以治天下。



    他在任上打了胜利的三大征，四国同盟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但在去世前，打了一场失败的、让法国财政崩溃、彻底丧失了霸权地位的七年战争，再也无法压制盎格鲁萨克逊蛮夷的崛起。



    法国没有太监传统，所以这位路易十五就相信情人，让情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同时还让情人监督大臣们的举动。



    这可能区别在于，中华区的那位，亲妈活着；而法国区的这位，亲妈死的早，故而对女性，尤其是成熟一点的女性特别特别的在意，渴求母爱代偿。



    或曰，波旁之亡，始于路易十五，亦不为过。



    和这种人打交道，就得摸清此人的心态。



    幼年登基没有亲政，祖辈还有一个太阳王武功卓著大权独揽，自己之前要做什么事都被宰相反对，现如今宰相还没死就要废除宰相独揽大权，这种人此时最缺的就是“认同、赞许、夸奖”和拍马屁。



    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大致的判断，刘钰决定这一次凡尔赛之行，将用上他来欧洲以来最为恭谨的态度，溜须拍马，尽可能和路易十五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在对待荷兰的问题上，达成一份对大顺相当有利的分赃条件。



    在荷兰，私人关系用处不大，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开个集权的会开一年屁都没解决。



    在俄国，私人关系倒是有用，沙皇权力可比荷兰的执政官和大议长大多了。但是俄国那边的那个女人太精明，脑袋相当清醒，私人关系换不来什么有利的东西。



    唯独法国。



    集权，很集权，国王权力极大。



    水平，很一般，国王不是雄主。



    这样的情况，私人关系就非常有用，也能换来非常有价值的利益交换。



    只是，使节团刚刚抵达巴黎，路易十五的面还没见到，已经得病也深知自己命不久矣的红衣主教和丞相弗勒里，就派了他提拔上来的法国财务总监、菲利贝尔奥利，先来见了刘钰。



    之所以弗勒里要在路易十五见到刘钰之前，先派人来见刘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钰这次前往法国，和前往其余国家的身份不同。



    去荷兰、俄国，那都是以大顺朝廷的名义，是天佑殿、六政府授权的官方行为。



    来法国，则是以“天子私人特使”的身份来的，是要达成天子和法王之间的直接沟通的。



    说的更直白一点，去荷兰、俄国，刘钰是朝廷命官；来法国，更像是个天子身边的近侍太监。



    法国和大顺之间的外交往来，之前一直都是高层的、非朝廷而是王室层面的。从路易十四时代就已开始，来华的白晋是“国王首席数学家”的身份，而且是白晋先来、法国的“贡船”才去的。



    加之这一次谈的东西，过于机密，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弗勒里知道路易十五的水平，也知道路易十五多半会和刘钰进行秘密谈判。



    即便重病在身，弗勒里还是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派来。



    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王陛下喜欢战争，但却甚至不知道打仗需要后勤；国王陛下喜欢威望，但却不知道国库收入才是战争的基础；国王陛下喜欢功勋，但却不知道功勋背后的花销有多大”。



    老弗勒里知道自己一死，他谋求了三十年的法国和平、休养生息，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国王懂个锤子的治国



    根本不知道法国的财政问题有多严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国王和刘钰之间的谈判，甚至可能都不会牵扯到钱的问题。



    多半只会如同一个看着地图幻想战争的孩子一般去谋求“超越曾祖父太阳王的荣耀”，而且可能连国家地图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仪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谈点关于经济、技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上台的时候，法国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来一个巨大天坑，1726年货币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维系通货紧缩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连续两任财务总监，都是弗勒里提拔起来的，也都是贯彻着他的意志。以及贯彻着六十年前科尔贝尔制定的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兴办经济，学习技术，招纳技工，国家管控，政府订单。



    弗勒里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见国王之前，达成一系列技术转让的合作。



    比如丝绸纺织业、棉布纺织业、造纸业等。



    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