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被刘钰所描绘的未来熏的如痴如醉，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怀疑。这种不怀疑源于将近二十年的正确正确再正确、胜利胜利再胜利的威信积累。



    刘钰说这个是有利可图的，并且一二三四五都讲的清清楚楚，也就解开了这些人内心的诸多犹豫。



    他们对投资这件事本身，绝无犹豫，这些年来早已经习惯。



    但投资选择能否盈利，就必须要犹豫，这也正常。



    有些话，刘钰只需要点到即止。这并不代表这些商人就听不明白话里有话。



    后世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时代这些大豪商们的心情看着自己库房里的白银，发愁。



    愁的原因，是他们还是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也大致清楚朝廷对商人的态度。



    他们也担心自己海量的白银，最终沦落为他人作嫁衣裳。



    可要说这种愁，又是扭曲的。



    既然担心，那把钱捐了或者送了呗，没有钱不就不愁了然而他们又不肯。



    觉得这是用自杀，来保护不被别人杀死。



    刘钰的南洋开发计划，算是给他们的白银找到了一个出口。



    转化为各种产业，而不是纯粹的白银，这样看起来能安全一点。



    产业嘛，不能立刻兑现成白银。



    只当是为儿孙准备的遗产就是了，自己辛苦忙一辈子，也知道死后只需三尺宽，还不是为家族儿孙准备的



    刘钰说在天朝做事不可“逆天而行”，他们也明白，意思无非是“要知道朝廷希望你们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明明朝廷不想你们疯狂在国内买地制造兼并，却非要疯狂买地，那就是不开眼了。



    少不得朝廷就得杀鸡儆猴。



    他们和西洋人接触的多，自然羡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模式，英国朝廷根本没有一丁点监管权，连总督、军队、法律都是自己制定，自己选拔。



    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更羡慕，连账目都不用公开，十七人董事会自己在小屋里就把一切都安排了，荷兰政府也不准查账，连面积比荷兰本土还大的南洋总督人选都得看董事会脸色。



    但大顺可不行，他们自是觉得，朝廷可没这么“讲道理”。



    而且他们觉得，刘钰可不是刚在澳门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莫须有”吗朝廷真要找事，不存在没有道理，总能找出理由的。



    现如今既是朝廷有意让他们把钱不要往国内土地上投，而是鼓励往南洋投，这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却还不知深浅非要捂着钱趁着灾难囤地，那纯粹就是嫌自己家钱多了。



    好在这些年众人倒是达成了个共识，跟着兴国公，肯定有肉吃。人家赚还是赔，都是提前讲清楚。



    现在既说这南洋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当在百分之十几，又讲清楚了几种大种植园产物的销售前景，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在他们已经不犹豫后，刘钰最后一番“拔高”的话，又赋予了他们一种特殊的“神圣”性，叫他们更加放心。



    “自汉武以来，历朝历代，除蒙元之外，未有对商贾工商如此宽纵的。蒙元那是没本事，治国理政需得技术，他们不会，只得粗放。本朝可非是不能也，是不为也。”



    “为何”



    “武皇开边意未已。”



    “天朝允执厥中，无非东南西北。”



    “武皇有开边之意，却又忧户口减半穷兵黩武之议。是以，当从西洋人那择其善者而学之。”



    “西北西南，你们肯定是不肯出钱的。那就只能调动朝廷的财政力量。”



    “鲸海南洋，却有利可图。朝廷财政就不必出钱，允你们取利。”



    “此正国家之大略。你们日后亦有拓土攘夷之从功。”



    “总之就是，不赚钱却不得不花钱的地方，比如治水、赈灾、开边、西域等，朝廷出钱。”



    “赚钱还能顺便开拓的地方，你们出钱。”



    “赚钱，但是会危及社稷安稳的你们最好别往那投钱。你们要真是不服气，想试试说我就投了，能怎么样，那也可以试试。对吧”



    “为啥非要成立公司，为啥非要让你们几个占住风口一句话以蔽之，好管。”



    “几十万士绅，朝廷肯定没法查他们侵田夺地、明察秋毫。”



    “百十个、最多几百个豪商，孩儿军还是盯的过来的。你们说，是吧”



    “其实这也算是在培养一批财阀”



    一众商人毫不在意刘钰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基本事实，他们不用感叹。而是对刘钰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拓土攘夷之从功”的名声，这就非常值得感叹了。



    这便叫名利双收。



    如果这真是国家大略的话，至少在皇帝死去之前，貌似不用担心太多。



    至于以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底下，除了曲阜孔家，哪有二百年不倒之大族



    “国公且放心，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我们这般做到百十万身家的，亦算是商贾中的进士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我们也想了，真要是逆天而行，指不定哪天财产就被助捐了。如今既是能赚钱，又可为武皇开边尽一份绵薄之力，如何不肯我们也是识抬举的人呐。”



    刘钰笑道“如此最好。也省却许多麻烦。朝廷也是讲道理的，只是不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那种道理。总之，让钱动起来，你的钱才安全。”



    “我带你们来南洋，这也正是皇上的意思。陛下要幸松江府，接驾之事你说你们是不是得出钱便是就算陛下非是那种铺张之人，官员也不摊派，你们说你们自己出不出”



    “陛下的意思，便是那扬州盐商的钱，赚的是百姓的。这松江府的商人们，赚的是倭国的、西夷的。其中之别，是要分清楚的。既如此嘛，有那接驾的钱，倒不如多迁一些百姓往南洋。”



    “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捐几个钱、蠲免、救济，是为救急；而使之迁南洋，是为救穷。”



    商人们闻此一说，赶紧流程性地冲着北边流涕感激口呼万岁。



    走完了流程，商人们心里也算是踏实了。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和两淮的盐商尿不到一个壶里，朝廷对他们和两淮盐商也是区别对待的。



    历史上盐商肯定是富得流油的。原本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六十年时间，根据约算统计，两淮盐商的纯利润，包括盐场场商和运商加在一起，最高估计有5亿两，最低估计也有22亿两。平均下来，一年六七百万两白银的纯利润是有的。



    按照估算，年运行成本大约是1600万两白银左右，最低估计的利润回报率，也在年均40左右。



    大顺的人口增长更多一些，盐商的收益只高不低。



    这种属于官方的消费税的行业，肯定和官府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机会干这个。大顺吸取了前朝藩王的教训，对盐引问题管的还比较严，使得盐商赚的也确实更多。



    但赚得多，而且这种钱属于是朝廷让你赚的，这就必然导致盐商需要经常性地“报效国家”。



    自愿的、非自愿的、自觉不得不自愿的总归，每年百十万两银子是得出的。



    若是赶上了灾年、修水利之类，出的更多。



    这是没得商量的事。



    松江府的这些商人，相对两淮盐商来说，属于暴发户。是近些年忽然冒起来的。



    之前当然也有对外贸易，但之前没有形成这种垄断式的规模。再加上奥斯坦德事件之后，包括荷兰在内才大规模在岸上开办商馆、发展直航贸易。



    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



    而刚开始兴起，就被刘钰用股份制的形式，来了场快速的大鱼吃小鱼，基本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非行政授权的”、经过“充分自由竞争”的垄断。



    很多跟着刘钰起家的商贾，现在身价百万有余，可二十年前也就是个几万、十几万两的身家。



    他们崛起的太快、太突然，刘钰又一直在朝中撮合，使得朝廷从一开始就尝试转变一下思路。



    并没有采取薅羊毛的方式，皇帝也允许让刘钰尝试引导这些暴发户们将用于拓边。



    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刘钰鼓捣这些年，基本上这些外贸商人，也最终会盐商化。



    或是成为朝廷的金库，或者每年需要按时报效国家。



    现在刘钰把盐商搬出来作为比较，又拿皇帝南巡问题说事，只是希望商人们的脑子清醒一点。



    反正朝廷是要下南洋的。



    朝廷没钱，你们有钱。



    你们要是不下南洋，朝廷非要下南洋，朝廷又缺钱，但是朝廷有枪。



    刘钰也是在吓唬他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开拓本身就是违背了大顺的历史惯性和常识的。



    面对西洋各国，采取坐地收钱的十三行模式，才是朝廷惯性下最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



    刘钰希望这些商人能够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不想当整天被朝廷薅羊毛的盐商，那就做点让朝廷感觉你们还有用的事。



    皇帝不喜欢钱，对钱没有兴趣。只是皇帝要干的许多事，需要钱来推动。这些商人要搞清楚，如果能用钱把皇帝想干的事干了，皇帝也未必非要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把钱收到内帑和府库里，然后再花出去。



    想保持这种盈利比盐商有之过而无不及、但是朝廷并没有像对待盐商那样对待松江府新兴阶层的状态，就必须办一些事。



    开发南洋这件事，算是新兴阶层和皇帝之间的一种不可明说的君子协定不劳陛下脱裤子放屁把钱收到内帑府库再发下来办事，我们会“自觉”地办成陛下想办的事，而且效率更高。



    皇帝允许他们在其南巡的时候去南洋，就是皇帝的表态。



    而松江府大营的两万野战部队驻军、商人完全不能插手的威海卫天津卫舰队，就是此协定的监督人。



    当然，此君子协定的最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