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单纯的、自由贸易意义上的纯粹商业问题。



    包括战争导致的供小于求的涨价、英法争夺印度导致的大顺趁虚而入垄断一些商品的销售等等。



    在纯粹商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对南洋的统治，大顺与荷兰的统治成本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明确一点



    东南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南洋，是大顺朝廷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由此才衍生出了诸多的差异。



    荷兰人在东南亚的统治，一切为了垄断，一切为了利润。



    大顺在南洋的统治，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垄断，是要公司全额承担成本的。



    大顺在南洋的垄断，作为统治的副产品，是有一部分国家财政支撑的。



    而这部分财政支撑的海军、驻军、归义军、陆战队，不是为了南洋而专门设置的，是将来夺取印度、皇帝想收印度的土地税的副产品。



    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还得发军饷，顺便就暴力垄断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非公司雇员，voc不欢迎他们来东南亚。



    来干啥来当私商，分走公司的利润来当走私贩子



    东南亚是公司的，不是荷兰政府的。



    所以巴达维亚的糖厂甘蔗园，八成是华人在干；各个岛屿之间的贸易，八成是华人在做；公司与土著之间的中介，八成是华人在当。



    荷兰非公司员工控诉巴达维亚总督对华人太好而对本国人民太差，又不是没发生过的魔幻事件。



    本族人口不足，中间阶层的媒介又被多加提防，这本身就是个极大增加统治成本的要素。



    南洋是大顺的，不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



    大顺朝廷是鼓励百姓下南洋的，不然留在内地，人地矛盾，准备让好容易无害偶像化的铲平王，再出人间化身



    赶紧滚去南洋，去的越多越好，只要能去，啥政策都给，反正政策不花钱。



    本族人口巨量，基本控制着经济中间环节和上层环节，统治成本就比荷兰人低得多。



    荷兰的私商，有能力把货运到欧洲去销售。



    大顺的私商，只能去大顺国内卖，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在欧洲尚且站不住脚，私商凭什么去欧洲卖货。



    荷兰东印度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就是南洋。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南洋只是个普通的货源地，论价值都比不上茶丝。



    荷兰东印度公司，要以严苛的手段，控制丁香之类的产量，确保价格。因为资本不厚，只能增加单位利润。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资本雄厚，要以宽松的手段，增加丁香的产量，从而打价格战击溃巴西的丁香木，重夺欧洲的丁香市场，赶走替代品，重新完成欧洲香料市场的垄断。



    在土著眼里的荷兰，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那几千驻军，首都就是巴达维亚。



    而南洋是中国的传统影响范围，土著眼里的大顺，是个从西域到鲸海的巨大帝国。



    土著眼中的荷兰，荷兰人吹嘘的自己大西洋上也阔过的舰队，既来不了，那就不存在。



    所以是可以反抗的、有机会赢的。



    土著贵族眼中的大顺，是无法反抗的，是赢不了的反抗荷兰，意味着只需要攻下巴达维亚；而反抗大顺，意味着需要攻下大沽口、炮击紫禁城，否则就要面临泰山压顶一般的报复。



    尤其是刚伐过日本，夺取南洋，炫耀了一波武力的、千年来听多了名字的天朝。



    二者的心理抉择难度是不一样的。



    荷兰公司的驻军，既是“卫所兵”、也是“京营”。



    打不了大仗，千人的极限规模，使得往往一场起义、一场反抗，就要打个七八年，拆了东墙补西墙，兵力总是捉襟见肘。



    大顺公司没有驻军，在南洋的驻军是朝廷的驻军，只是守备军。大顺真正的野战部队，另有规模。



    真要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贵族反抗，正规野战部队可以迅速集结。大顺不用拆了东墙补西墙，只要借用一下广州、锡兰的野战部队即可。



    这里面对公司而言的成本就大不相同。



    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养兵，但不能养太多兵，否则养不起。



    大顺朝廷必须养兵，平日哪怕不用，那也得养。



    今天南洋打仗了，就把广东锡兰的兵调过去，公司只需要支付调动军队的开支，不需要支付平日里养兵的钱。



    总不能说平日不用，朝廷就不养兵了吧。



    军费的真正大头是平日养兵这也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选择极限压榨的原因，平日养兵也是花钱的，干嘛不打仗获取压榨利润呢，公司算计的明白着呢。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中的南洋，是个一切为了赚取利润的殖民地。



    大顺皇帝、朝廷眼里的南洋，是大顺稳定的泄压阀。



    只要南洋能保证每年容纳足够的下南洋人口，能容纳十万，这省下来的统治成本，可就比靠竭泽而渔的手段榨取的那点点油水强多了去年苏北水灾，救灾银28万两、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这里小农的家庭副业。



    土地足够肥沃、气候足够好、人均土地数量足够多。



    极端迅速地推行政策，同时货币税收取纸币。



    等等因素，都使得这里成为了大顺、大明甚至大宋想做但没做到的、完全体的小农经济示范改革区。



    这种改革的隐含前提，自然是土地是归国家的，不是归村社的、贵族的，否则为啥向政府纳税呢



    而这个前提，实质上也就是一夜之间以暴力手段瓦解了万丹地区的旧土地制度，也为大顺这边出租土地建种植园等，打下了基础。



    这个一夜之间，实则是荷兰人之前打下的基础。



    荷兰人的商业活动，使得这里的村社土地经济已经到了瓦解的边缘。



    只是荷兰人非要反动地走强迫种植制、而大顺则以本国的统治惯性往前推了一下。



    而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大顺不可能把南洋，给某家公司，所以南洋是朝廷的。



    朝廷的统治手段，就不可能出强迫种植制，朝廷根本不习惯这种方式，而更习惯分田之后收土地税。这是统治术惯性。



    荷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不足，不可能搞这种垂直的直接统治，只能间接统治。



    大顺在这里的人口相当充足，多余的边缘化的识字人口也被刘钰提前十几年搞得非常充足，完全可以直接统治。



    殊途同归地讲，大顺在万丹的改革，既是理想化的北方儒学的均田派的设想。



    也是历史上英国在七十年后试图在爪哇推行、但最终被董事会否决的爪哇改革的提前版。



    最大的区别，就是英国构想的改革中，本地村社村长，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而大顺，则是由大量不能科举的新学学生，作为政府的代言人，直接取消了本地村社村长存在的意义。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二者都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来进行的。



    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大顺自己的手工业生产能力，是此时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用这种指导思想指导殖民地建设的。



    大顺有足够的信心，用北方的铁器、苏南的棉布、广东的杂货、江西的瓷器、江浙的丝绸，换取西爪哇的剩余产品，并且获得足够的利润。



    同时，大顺在国内，经历过普遍性的改稻为桑、改田种烟之类的情况，地方官因为担心粮食问题，多次上疏，力求朝廷重视。



    大顺经历过，所以明白，这里不需要管，农民自然会种植利润最高的产品，不但不会影响南洋的贸易品产出，反而会相对于强迫种植制增大产出。



    不管是大明还是大顺，都是一个最“优秀”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模板因为土地和放贷收益率高，所以从大明开始流入到中国的欧美加日本的大约9万吨白银，都流向了土地。



    完全符合自由放任的理论，看不见的手把钱都导向土地和金融放贷了嘛。



    土地绝对的自由买卖，配上白银每年内流，再配上三十税一的奇葩低税率，连国家干涉的平粜法均输法市易法都扔了，再来个激进的“外币作为本国国币”的白银税改革，简直绝配级别的自由放任主义模板。



    故而经历过地方官不断上疏要求注意严防“改稻为桑”、“改田种烟”等事情的大顺朝廷，虽然不懂这些经济学术语，但其实对西爪哇改革的前景非常清楚。



    如果咖啡靛草足够赚钱，这些人自然会种咖啡靛草。



    如果不赚钱，证明大顺在欧洲市场的开拓失败了。



    反正，如果赚钱的话，大顺自然一点也不缺能把这些东西换到手的手工业品。



    而且，对voc来说，南洋是公司的财产，尽可能榨取就行。



    对大顺来说，南洋是朝廷的，国朝那些做手工业的百姓也是朝廷的，当然希望南洋也能利于这些做手工业的百姓。



    既如此，为什么不这么改呢



    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岂能沿用荷兰公司之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