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事情已经闹得稍微有点大了。



    真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看看热闹，而江苏省各府的流氓们，已经先忙碌起来了。



    打行，兴起于前朝，也算是经济发展的副产物。



    一开始倒是还有点侠义气，但几乎是必然的，就和青莲教、白莲教、闻香教之类一样，发展发展就乱七八糟了。



    打行起源于苏州府，源于苏州府募兵防备倭寇，但倭乱结束后，这些人被遣散了。



    一群练武的，进了城市，然后被遣散了，没有生计，所以他们会干啥，也就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应天巡抚来处置这些问题，刚来就被这群人来了个下马威，冲进去给了一耳光，告诉应天巡抚别鸡儿没事找事作死，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最后闹到了要起事攻下苏州府、武力弄死应天巡抚的地步。



    显然，封建铁拳教了教这些人，流氓和军队有巨大区别。



    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这些人流散各地，嘉靖年间于苏州府，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扩散到松江府。



    而这些年，大顺废运河，大量漕工，也为江南干这一行的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最迟到万历中期，打行就已经“初步专业化”了。



    最下层是敢玩命的马仔、打手。



    上层，以秀才为主。



    秀才大量参与流氓组织，是从万历年间兴起的特色。



    民告官，甭管有没有理，先挨打。



    秀才有特权，不需要。所以迅速催生出了秀才打行这种高端组织，毕竟正规的黑社会也得需要名牌大学的律师会计之类的嘛，都差毬不多。



    秀才作为读书人阶层的特殊群体，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而且一般情况地方官也不敢下死手。



    封建王朝，从不光鲜。



    但看明末江南，经常出现民众打的衙役、士兵抱头鼠窜的场景。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喝血的衙役都是人民子弟兵，不可能对百姓下手呢。



    实则上这些百姓带头的，是专业的打行秀才。



    秀才领着，生员带头，随便一搞，谁也不敢真的下手。



    百姓，百姓一年死几十万，也没见什么事。可要是打死个生员、秀才，那事可大了去了。



    伴随着大顺废弃运河，甚至更早从开始海运算起，大顺江苏的打行也迅速分化了。



    松江府作为海运最先兴起的地方，大量的外地人、漕工、以及山东登州府等地的水手等涌入，新帮派和旧打行，迅速出现了冲突。



    而松江府的新兴资本、工商业的发展，也继续搞自己的“专业队伍”，两边斗了几年，最终伴随着大顺废运河这个决定性的打击，旧打行全面溃败。



    松江府的秀才们，很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新兴阶层、工商业资本的附庸。



    而在扬州府，旧打行这些人，依旧还是依附盐商为生的，包括大量的秀才，有文有武。



    有笔杆子，也有专门的枪杆子。



    至于百姓，百姓在被组织起来之前，其实力量不大。



    现在因为盐政改革闹出来的矛盾，是立体的斗争。



    上层有朝堂争斗。



    中层有官员扯皮。



    下层下层，其实就是盐商的冲锋队，和新兴资本家的冲锋队，两边在打。



    当然，这有点侮辱德纳冲锋队，论组织力确实差得远，但某些方面差不多。



    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把下层争斗的焦点，放在了这一次废盐改垦上。



    至于说这件事真正的利益相关的几十万盐户不过是被利用的而已，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发声渠道的。真正能把这几十万盐户、松江府工人组织起来的强力组织，打这群人跟玩似的，但现在他们还未登上历史舞台。



    两边依附旧盐商资本，和依附新兴工商业资本的两大冲锋队，在资本的命令下，迅速展开了动员。



    旧盐商体系那边，快速找到了专业打行，大量秀才开始写文章，痛批垦荒公司夺民之产、使民无业、逼死百姓、不给小民活路、天日昭昭六月飞雪的大量文章，开始在旧盐商控制的各个府县传播。



    而专门负责仗着秀才身份闹事、见官不拜、地方官不敢打死、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也组织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带着大量的中下层地痞，向事发县集中。



    新工商业体系这边，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新帮派，这些融合了漕运漕工狠劲儿、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也迅速组织了人手。



    而松江府等地已经开始依附新兴资本的秀才、生员们，也领导了钱，开始写文章描绘盐户生活的苦难，猪狗不如的生活，盛赞盐政改革的好处，痛批那些盐蠹是百姓口淡的祸根、是朝廷盐税少官盐难卖的根源。



    而负责诸如冲击衙役、“义愤”殴打官员的秀才生员们，也都准备好了。



    封建社会嘛，黑社会也是要看身份等级的。



    能打对面秀才的，只能是秀才，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



    正所谓，京城有京城的规矩，江南有江南的规矩。



    有些事，在江南，就得用江南的办法。



    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在皇明大事记中，已经将江南打行，与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等，视为同等的大事。



    应该说，能当首辅的，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大明基层失控、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崭新的”、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



    在封建王朝，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也足见其严重程度。



    应该说，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



    从嘉靖末年到明亡，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抗税、党争等等，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



    无组织的民众，是成不得事的。



    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专业打手、流氓无产者的性质，组织松散，但终究是有组织的。



    否则，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哪怕到了甲申年，崇祯上吊，江南哭临，这些打行“流氓冲锋队”，也露了脸。



    阉党想要列班祭拜，复社反对，写檄文羞辱。



    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上街去打复社的人。



    复社也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于是复社的徐武静、张子退，立刻从东阳、义乌等地，雇佣了大量的打手。



    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就在街上开干。



    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



    顾炎武在其生员论里，就指出过这个问题。



    朝廷年年科举。



    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



    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



    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这些生员能干啥



    显然啊，迅速流氓化啊。



    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当黑社会的头目。



    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我来打；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我来骂；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我来干。



    上层结党结社。



    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



    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



    当然，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复“察举制”，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就挺有想法的



    总之，正所谓，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不但有文化，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那就更可怕了。



    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闹事的标准套路。



    笔杆子写文，掌控舆论，占据道德制高点，煽动情绪。



    底层打手出动，搜捕对面的打手，打的他们不敢露面，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



    朝廷干涉，生员打手出面带头，以有组织的一批专业打手攻击衙役等，带动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



    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



    而这样的招数，最怕啥



    怕真敢抓人的军队。



    他们成不得事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的局限性。



    那些打行的生员，得益于朝廷稳定，因为他们的特权本来就是朝廷授予的，所以他们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权。



    所以他们惧怕，且绝对不敢发动真正的民众的力量，因为他们知道民众的力量一旦爆发，如同江南奴变和更早的江南借粜事件，他们会一文不值。



    他们在用工商业发展之下的城市街垒斗争的雏形套路做事，却又绝对不敢反封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受益者，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群战五渣，萌芽至死仍旧萌。



    而打行流氓，相对于无组织的百姓，是强大的。



    但他们，又是所有有组织的群体中，最弱鸡的那种，哪怕对面的组织方式是宗教，他们都打不过。



    这一次，盐商那边认定刘钰不敢真的在城市杀人，所以依旧还是采取这样的套路。



    而松江府这边的新兴阶层，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套路对抗。



    而且，相对来说，松江府这边，专业性更高一些。



    因为，之前出过一些事，经过刘钰的处置，使得松江府的流氓专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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