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在在此时，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抽象一下，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但显然，刘玉这么问，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或者谈道义、搞虚言。
而且刘玉也没有问黄河问题。因为黄河问题，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
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值不值。
他在谈利。
实则，他是在谈义。
有义，才能分对错、才能判取舍。
义，或者说，一种经，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说不定就有种经义，只考虑经济因素呢。
义，是一种标尺。
刘玉当然知道答桉。
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这些官员这里，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
等了好半天，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笑道“国公这问题，其实也好答。”
“以山东为例。东西经济的差距，自古有之。”
“初时，太公望封于齐，以鱼盐之利，数年超鲁。于是东富而西贫。”
“待到运河通衢，济宁人称小苏州、临清更称小扬州。那时，又西富而东贫。”
“如今，再度逆转，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愈发明显。尤其运河被废、胶济通车后，更是如此。”
“国公问的这个问题，实则暗藏玄机。”
刘玉澹澹一笑，问道“玄机何在”
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这玄机，一点就通。这玄机的关键，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国之财富，非金非银，乃是劳作所产的粮、油、布、木、器等之和。”
“国公留的玄机，是说，如今从西富东贫、到东富西贫。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转到了东部原本便是3的财货，西有2而东有1，如今到底是3变为4、5亦或是，3依旧是3，只是原本西2东1，如今西1东2”
他这么一说，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顿时连连点头。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也是恍然大悟。
这种观点，在这个时代，当然是进步的。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亦算是进步的了，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
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对于先发地区、新兴阶层的问题，到底该怎么看
在刘玉看来，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
一种，是旧的封建制度、文化道德等，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
一种，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还有一种，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这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到底是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
还是说，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彻底毁灭了
而这个问题，化用之后，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
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到底是哪一种问题
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甚至修铁路，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
这个，只怕未必。
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修铁路、改海运、废漕运等。
但别的事
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从3变成4、5、6的改变，大顺旧有的一切，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
这个，只怕是的。
刘玉所谓的把新兴阶层、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
实际上，潜台词就是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自身的、固有的、周期性的问题。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
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灭亡了
既然，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
那么，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唯生产力来评价。
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全都好。
而是，大顺此时这状态，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
既如此，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5、6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
而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目的性的。
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这些事，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兴海运、殖民、垦殖、对外战争、掠夺市场、修铁路、挖矿藏、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上万人的大工场，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
但，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一些事。
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那可就多了去了，也没必要一一列举。
刘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时间点，是刘玉认为，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而剩下的，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
那么，这些年的变革，为什么是对的
这才是刘玉想要引导的东西。
为什么是对的
原因可以很多。
或者说，“经义”可以很多。
比如，国库收入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所以是对的。
比如，南征北战，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所以是对的。
等等、等等
为什么是对的，可以有很多种“对”。
但刘玉却希望树立一种“对”即，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他在拿“经”权。
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实际上，至少在先发地区、新兴地区这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
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既是说，变革要想正确，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这，才是“对”与“错”的标尺。
至少，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这根“标尺”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变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来，自耕农的梦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实际上，这应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大顺的起义，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包括刘玉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周礼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绝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
复古，是错的。
托古改制，未必对，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刘玉选择这个时机，来吹风，时机刚刚好。
大顺这些年的变革，效果极佳，一旦黄河河道修成，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是正确的
这个，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而刘玉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
拿的久了，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
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正确的。而诸如国库收入、劳役减轻什么的，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并不是全部。
否则的话，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就是正确的
甚至于，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就是正确的直接学蒙元，压根不修黄河、不管黄河，爱咋咋地，民众的劳役、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那么这是正确的吗
至于其余的大义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是大错特错的，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
皇帝已经老了，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合乎大义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皇帝现在更在乎的，是身后名。
开疆拓土，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但这种功，在皇帝看来毕竟“片面”了，没办法形容他。而且只论开疆拓土，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
在这种时候，刘玉拿出了这个大义，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上层建筑”领域，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
当然，这个大义，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拿出来的。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刘玉这里面藏的鱼钩，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一旦吞下这个饵，距离由此“大义”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就很近很近了。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当然是无害的，甚至是歌颂的；但若没有这个“经义”，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
而这，正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真正的精髓之处先定大义，目标是富国裕民；再从此大义，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
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无形之手，并不是国富论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以及劳动创造财富。
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
可能，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出现巨大的分歧、修改、甚至反对。
但其目的、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始终没变富国裕民。
在这里，国家，或者说，政权，被抽象成为一个“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的实体。
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是目的、是最终目的。或者说，是国家、是政权存在的目的。
所以、道德、天国、复古、周礼、神国、君王，等等，都靠后吧。
谁阻碍，就干谁，干的有理。地主阻碍，就干地主；贵族阻碍，就干贵族；教士阻碍，就干教士；国王阻碍，就干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