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
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顺这边，在“火耗”问题上，能、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
要么，不合法的
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决火耗本身，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
也就是说，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而进行货币的统一。可以发行铜子，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是定额辅币，而不是外币兑换。
辅币换大额货币，没听说有黑市。
而外币兑换，必然有黑市价，朝廷规定千钱换一，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
简单的废两改元，那只是收铸币税。
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就是铜币辅币化，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这是在铸币税之外，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
这就好比，大顺征税，收外币；而百姓日常，用本币。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最起码，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
就算不考虑收税，就说去收茶叶、收鹅毛、收猪鬃、收花生、收黄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来说，小农拿到手的，也是铜币。这里面的差额之大，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
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火耗”的改革，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
但同样的，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会涌入内地，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
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
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为，不拖到现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顺的金银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
大顺不是日本，没有金山银山。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当然，大顺也不是朝鲜国，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搞以物易物，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贵金属不足，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筆趣庫
而大顺的金银，又集中在哪
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包括满清，征税打仗，也算是一种“货币转移”。这场货币转移，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江南的白银，通过征税，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为陕西商人崛起了基础。
但，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收的税里，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西域战争彻底结束、运河修缮基本被废，大顺就算征税再花，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布匹产地的松苏、军械产地的渤海。
也就是说，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因为，贵金属总量不足，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
而现在，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甚至更明确点，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
那么，皇帝的担心，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