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夏诗歌史上，纪乱诗、离乱诗不计其数。



    就以汉末为起点吧。



    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但是，袁绍等人各怀私心，畏葸（xi，第一声）不前，全部屯兵于酸枣一带，不久即发生了火并，曹操大失所望，引军返回陈留的路上，亲眼目睹了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便写了那首《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祀二人在长安作乱，“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在避难荆州的途中，看到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相，写了三首《七哀诗》，且看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果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至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反映出了战争的残酷和百姓灾难的深重。



    至宋代，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陈与义避乱南奔，山河破碎的形势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他逐渐认清了杜甫诗的思想意义，从而努力学习杜甫诗歌的爱果精神，他本人也由对杜诗的艺术鉴赏转以学习其沉郁、壮阔的风格为主，从而创造了雄浑深沉的诗风，例如：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



    ……



    可以说，这些纪乱诗、离乱诗记载的就是生民的血泪史。



    但是，清代诗人赵翼好像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生于雍正年间，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自然是没经历过战乱的。



    你也许会问，他是如何说出“果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的？



    很简单。



    坐在书斋中，手捧前人的大作，感慨一下而已。



    ——果家在动乱的时代是非常不幸的，可是，这样的时代却更能激发诗人的激情，从而写出千秋不朽的诗句！



    至于那些诗里头的“心酸泪”……则被赵翼给忽略了。



    这一点，也是后人批评得最多的地方。



    “我刚考上赵老师博士那会儿，他有一回跟我们讲课，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小说《红楼梦》写的是纳兰明珠的家事，而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性德。”吴刚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



    顾秋风微微愣了下，旋即就释然了。



    明珠家事说得以流传，一是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康熙朝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有着相似之处，二则是纳兰性德的性格才情，使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特征。



    多情、命运多舛。



    这是纳兰性德和贾宝玉的共性。



    《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贾宝玉中举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纳兰性德历经“入词馆而不得”、“卢氏难产而死”等种种现实后，人生态度逐步由积极向上转向消极低落。



    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红楼”二字反复出现。



    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



    ——《饮水诗·别意》六首之三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纳兰容若《鹧鸪天》



    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纳兰容若《减字木兰花·新月》



    《红楼梦》中着名的《葬花吟》“葬花”二字亦在他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中有所体现：“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



    另外，《红楼梦》中，贾宝玉中乡试第七名，而公元1676年，纳兰性德考中进士也是第二甲第七名。



    清人陈康祺在其着作《燕下乡挫录》徐柳泉的话说：“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



    晚清张维屏在其《松轩随笔》如此记载道：“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



    甲戊本《石头记》墨笔书批人孙桐生说得尤为肯定：“予闻之故老云，贾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盖江村未遇时，因明珠之仆以进身，旋膺奇福，擢显秩，及纳兰势败，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则宝玉之为容若无疑。”



    这些记载都把纳兰性德和贾宝玉联系起来，尽管无实据，终究事出有因。



    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还与乾隆皇帝对《红楼梦》一书的看法有关系。



    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也。”



    “高庙”即清高宗乾隆，“和”即宠臣和珅。



    只是，这条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很难确定。



    私人笔记嘛，特点不就是姑妄言之，姑且听之么？



    而且这个说法也不见得是乾隆皇帝的原创，他事先也有可能对“明珠家事说”有所耳闻。



    然而，乾隆皇帝金口玉言，他这话流传下来，不知影响了后世多少研究《红楼梦》的学者。



    持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晚清李慈铭即认为明珠家事说“按之事迹，皆不相合”。



    总之，明珠家事之说一方面缺乏具体论证，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没有总结出共性，他们起于猜测，止于猜测，甚至只提观点，不做任何说明，简直就是挖坑不填、管杀不管埋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