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于词的内容，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气，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气格，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正至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着名文人在正至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确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令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然而这话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
苏轼的词，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寄托个人的怀抱，如《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扩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了文学中心的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在苏词中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都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写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文本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桶一体。与张先的词题仅起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的作用相比，苏轼赋予了词的题序以新的功能。有些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以确定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化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规定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另有一些题序与词文本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二词，词序用来纪事，词文本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并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苏轼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代替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阙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涵着对历史人物和自我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笃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即使偶尔不协音律也在所不顾，正因为如此，苏词和苏诗一样，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海风雨般的新风格。
苏轼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般的围绕在他的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在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时就得到了苏轼的热情鼓励和培养，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时期的“韩门弟子”后先辉映。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最后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了豪放词派，为南宋爱果词人开先路。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在《碧鸡漫志》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胡寅在《酒边词序》里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就是形容他在词创作上的成就和在当时词坛上所起的影响。
苏轼在文艺上的杰出成就，决定于当时的历史因素、他个人的抱负和经历、同时还由于他善于学习。他特别重视智慧对于人生的指示作用，以为它像眼睛指示人们的行走一样，他又曾举南方人天天和水在一起，十五岁就识水性，来说明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除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外，还从实际生活里学到许多东西。他重视学问知识的积累，而反对“求精于数外，弃迹以求妙”的作法，但在掌握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一些过程的形迹的东西就不必那么重视。他注意较有系统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而又认为各种不同的学术或文艺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启发。他的这种学习态度和方法对同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苏轼在北宋后期就以文采风琉为学者文人所羡慕，南宋以后，他的诗文集更为流行。他一生执中持平、宇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这种正至态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子摹拟的对象，其他散文和诗歌又以其才华的丰茂，笔力的纵横恣肆，博得后人的好评与喜爱。由于他思想的复杂性和文艺上的多方面成就，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南宋陆游、辛弃疾，金代元好问，明代袁宏道，清代陈维崧、查慎行等，有的爱好他的诗歌，有的继承他的词派，有的学习他议论的纵横，有的追摹他小品的清隽。他们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显看出苏轼的影响。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为后来许多在文艺上不满现状，要求创新的作者所喜爱，他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也为后来的文人所追求。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直到苏轼才达到了高chao，也从苏轼开始而趋向分流。北宋后期诗词作家几乎没有不受苏轼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苏门诗人黄庭坚、陈师道既开创了在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俨然同苏轼分庭抗礼，秦观、贺铸的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苏轼的影响，而在艺术上又别具风格。到了北宋末年，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又把词带上了“为文造情”的道路，开南宋姜夔、吴文英一派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