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时候曾经有个着名的诗人欧阳修，他写过这样一篇议论文，名字叫朋党论，关于朋党他是这么理解的：



    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波莫娜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那个不善言谈的西弗勒斯和人相谈甚欢是个什么情景，这不同于奇洛拍马屁，奉承话不断地说，而是大家有模有样地讨论世界局势，一副所有人都是有识之士的模样。



    伦敦不仅是金融城，还是政治中心，一千年前的长安，一千年后的北京，两百年前进华盛顿，两百年后的纽约，男人就是这样，喜欢讨论“天下大事”，好像不聊这个话题就显得自己阅历浅薄。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朋友”，“朋党”之间消息最为灵通，有很多“内幕消息”已经开始在上层传了，每次大选之后，房地产均价上涨是一个规律，因为民众会对自己选出来的政党有信心，对经济前景也会很乐观。



    “新官上任三把火”，各种措施和改革也会实行，但是这种情况能坚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相对于美国的投机市场，英国房地产浮动很小，一直走的是稳健路线，升降幅度也就几个百分点，美国几次危机就常常搞断崖式下跌，但是英国的粮食价格浮动很大，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没有和美国一样使用“常平仓”制度，还因为“资本是英国的最高权力”。



    三权分立就像是日神一样灿烂夺目，英国是内阁制的，议会有“倒阁权”，内阁也有“国会解散权”，内阁受议会监督，议会对内阁不信任时可以倒阁，1815年至1846年强制实施谷物法，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在议会改革之前是土地贵族托利党操纵着议会议员的选举。即便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资产阶级辉格党组建内阁，谷物法依旧没有废除，资本家只是以和平的方式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在那个时代，“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根源”，这一点和后来资本是最高权力不一致的。



    中国人以为是闭关锁国造成了鸦片战争失败，其实闭关锁国从某个角度是利于贸易保护，同时也让英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



    根据英国相关法律，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都会记录在羊皮纸卷轴上，交国会档案馆永久保存。



    “1840年4月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的提议。”这是中国关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主流看法，是英国议会决定了战争的爆发。然而，英国议会原始档案否定了这种说法。



    1840年4月9日英国议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的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议案了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以271票反对262票支持而被否决的对英国政府的不信任案。



    根据会议记录，1840年4月7日，议会反对派托利党以辉格党人、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的多处外交失误，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托利党指责巴麦尊在对华政策上缺乏远见、思考不周全，没有给予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适当的指令或可用的权力，没有控制住非法的鸦片贸易。托利党议员、不信任案发起者威廉·格拉斯顿在辩论中指出，英国和印度的财政收入六分之一取决于与中国的贸易，因此中国很重要。他提出，英国对中国了解太少，只是基于对一个港口的认识，“和这样一个民族贸易不是比与他们争执更明智吗？”



    整个辩论持续了三天，但在这次议会辩论前，内阁就已经命令印度舰队增援中国，组织东方远征军了。议会辩论时，懿律舰队已经在开往中国的途中。英国议会直到战争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才通过了中国远征军的军费拨款。在议会同意拨款前，支付远征军军费的是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会员有一百零九家和印度与中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界巨头。协会主席是下院辉格党议员拉本德，这个协会经常与有关各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提供情报，煽动战争。当林则徐命令外商缴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资产阶级”掀起一片战争叫嚣，托利党为首的地主是不支持战争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爱好和平，而是想把辉格党给扯下来，威廉·兰姆在1841年8月就卸任了，取而代之的是罗伯特·皮尔，他在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改革英国的刑法，组建了伦敦第一支训练有素的警察队，这些警察因而被人昵称为“巴比”。



    1832年改革法律通过后在此后的普选中保守派大受打击。尽管皮尔本人获胜，但是他的保守党仅有100多名议员了。



    年轻的辉格党的灵活、极端，充满了冒险主义，这几年英国非常动荡不安，可能的确是太多改革在太短的时期里进行了，几乎一年换一个，甚至两个首相，总之威廉四世决定减缓改革的速度，皮尔征收所得税，改组英格兰银行，在爱尔兰发动改革，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当爱尔兰饥荒爆发，他支持降低进口关税，废除谷物法导致了其内阁倒台。



    按照博弈论处于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党派获得选举胜利的机会很高，可是当“极端情况”出现时，中间派的胜算就没那么高了。



    比如一个直男，他喜欢军装，接受不了中性风的穿着，也排斥同性恋。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没关系，当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就会嘲笑那些过于温和的男孩子，赫夫帕夫的男孩就常被斯莱特林的坏小子欺负，为了不被欺负他们也会显得很“男人”，一起排斥同性恋了。



    1845年在爱尔兰爆发的晚疫病使得皮尔为缓和爱尔兰问题作的努力落空。爱尔兰的马铃薯收获落空，使得居民缺乏主食。约300万本来依靠马铃薯为生的穷人需要便宜的粮食进口。皮尔以粮食进口税无益地提高粮食进口为由要求废除这个税，来解决爱尔兰的危机，理查德·科布登也要求废除粮食进口税



    1846年皮尔向议会提交了三个法案。第一个法案计划在三年后完全废除粮食进口税。第二个法案是降低所有关税。第三个法案是保护爱尔兰的财产和生命的强迫性措施。前两个法案被通过，第三个法案被一个保护税用户者、极端主义者、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联盟反对。



    在皮尔看来，政治本质上是行使道义，这一事实使他变得不同于威灵顿、梅尔本和帕麦斯顿。



    极端个人主义是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的思想和行为。



    人是自私的，但是极端个人主义是绝对百害无一利。



    爱尔兰饥荒之后，出现了财政恐慌，从俄国和美国购买的谷物使得黄金大量外流。结果，在1847年出现了向银行挤提存款的浪潮。



    接任皮尔的首相约翰勋爵对财政一窍不通，他和阿尔伯特亲王找来皮尔，皮尔向他们两人解释了银行法的作用，这时宪章运动掀起了**，在伦敦肯辛顿康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在这关键时刻，内政大臣乔治·格雷爵士很沉着。威灵顿许诺许诺要给宪章派充分的潜逃机会。当局征召了17万警察，军队任然忠于政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局势已经很糟了，对外发动战争能转移内部矛盾，两次战争相差时间二十年。当时的满清迟缓而鲁钝，如同一个大梦初醒的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英国政府的反应也很迟缓，如果要修一个医院可能光决策就要审批7年，但是年轻的资产阶级不仅灵活并且还了解满清的情况，一如现在的华侨和黑帮，他们已经渗透进了英美的各个阶层里，不论是黑道还是白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会做生意并且非常有钱，在这个资本是最高权力的国家谁会忽视华人的意见？



    内斗每个国家都有，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崩盘就和大藏省与日本中央银行的内斗有关，现在和波莫娜吃饭的男人们聊的就是这个。



    三重野康想要对国内的经济进行改革，但是却有保守派的阻挠。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明治维新时期的“先进思想”在20世纪已经非常落伍了，大藏省的官员还以为掌握利率就能掌握经济。



    日本中央银行的“日元王子”们想自立门户，不再继续受大藏省管辖，然而那不是那么轻易能做到的。



    广场协议不论是日本主动同意增加汇率还是美国人逼的，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损害的是国内有出口贸易的企业，昔日喊着“尊王攘夷”，敢在京都进行暗杀的维新志士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群屈服顺从的官僚而已。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藏省曾经打算通过调整汇率来挽救国内经济，也就是让日元贬值，可是那个时候日元已经国际化了，英美不会坐视日本再次经济崛起，中国也趁着这个时候报一箭之仇，日本抛售多少日元出来，市场很快就消化了，大藏省不但没有让日元贬值，甚至还让日元升值，这样更加不利于国内经济了，那场“狙击战”就有伦敦华商的“通力协助”。



    要挑动外汇市场几十亿美金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积少成多后，就算是一滴水也会成为汪洋大海。



    日本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的角逐以中央银行胜出结束，大藏省最后解散了，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然而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普通的日本人已经没法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不再轻易消费和贷款投资了。



    不论之后的日本政府如何刺激消费，调整利率都起不了作用，毕竟大家要存钱为老了之后打算，只是有的时候在垃圾桶里还能找到成捆的现金，那是老人存起来的，可是他一个人死在房子里，几周后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来收尸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些遗物里藏了安么多钱，就当垃圾处理掉了。



    三重野康和日本政府角逐的时候根本没有去关心普通平民是怎么想的，他最终实现了他的个人目标，却将普通民众的利益给牺牲了。



    他上任之初就是加息，并有意给大众留下泡沫是因为长期低利率造成的，泡沫造成了贫富不均，这让他获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大藏省在他上任之前就加息了两次，再次加息简直就是自杀，于是大藏省限制了窗口指导，尤其是房地产贷款，并开始收房地产税，这加速了泡沫破裂，没有了房地产这个“印钞机”（派生货币），在1991年日本货币增速断崖式下跌，银行借出去的钱都成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日本人一瞬间从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到节衣缩食，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杀率攀升，大量青壮年死亡。



    这一部分人是日本经济的“引擎”，没有了他们，日本就要靠老人和小孩子来推动内需了，可是小孩子已经成了“平成废物”，老年人也没什么力气了。



    坏账如果多人一起还，那么还起来没那么吃力，坏账多，人口少，还起来更吃力。利率只是用钱的成本，没有贷款一切都是枉然，三重野康听从了大藏省的命令减息，但是基础货币发行权还在中央银行手里，危机发生时往往伴随着通货紧缩，连银行都没钱了，届时将引起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时候解救的办法就是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



    但是三重野康没有那么干。



    结构性改革可能造成暂时的通缩，却能在之后换来一个更高效的经济。



    央行当然可以印钱，只是这么做的话大家都没有改革的动力了，日本人就是这种不成功就杀身成仁的性格让人实在受不了，大藏省通过降低利率来救市的办法却因为无钱可借而烟消云散，民众对大藏省失去了信任，90年代中后期，媒体上经常爆发出大藏省的贿赂丑闻，大藏省成为了民众情绪的发泄口，于是乎，央行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处于被动局面的大藏省无计可施，只好就范，2000年的时候它被拆解了。



    换句话来说，就是神仙打架，殃及池鱼，普通民众什么都没做，只是成为了某些人登顶的垫脚石罢了。



    波莫娜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她实在不想参与他们的话题，只是闷头吃菜。



    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新中国是工人政党，资本并不是最高权力。



    这一次伦敦华埠游行示威，大使馆的人还是表示了支持：如果说英国政府和房地产商提出了对华侨不合理的条件，那么英国就会失去一部分贸易。



    世界那么大，供货商那么多，英国的工业产品日本也可以生产，何必舍近求远呢？



    现在已经不是一百年前了，麻瓜首相已经不顾民意出兵伊拉克，如果还想和鸦片战争时一样“先斩后奏”，在信息化的时代恐怕很难做到了。



    再者，英国能打赢中国么？



    波莫娜在吃饭时偷看着林先生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亚洲人普遍看起来很年轻，他和哈利参加霍格沃滋之战时差不多大。



    只是在这种耳闻目染下，他就算想成个普通人都很难了。



    一个讨论下一餐吃什么的父母不可能教出天纵之才的儿子的，林家的餐桌话题聊的是日本经融危机和央行、政府之间的博弈。



    然而，正是那些普通人推动着时代发展。



    就算注定要做垫脚石，他们也可以选做谁的垫脚石。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怀念罗伯特·皮尔，曾经好评如潮的三重野康，却被人称为“平成之鬼”。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唇亡而齿寒。



    常平之战齐王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有稷下学宫一样输了天下。



    面对那个潜在的危险，波莫娜却并没有声张。



    就像张涛说的，东方和西方就像是孟加拉虎和少年派，少了谁都活不下去。



    于是她将精力都放在桌上满目的美食上，反正她是个只知道吃的赫夫帕夫，而且还是个女人，谁会在意她想什么呢？



    希望这次联合国不要把中国评为疫区国，祖宗保佑，大家平安度过，也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武汉人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感染了，而且sari致死率不高，大家冷静度过这次劫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