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成为欧洲文化中心之前，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威尼斯一直是欧洲的音乐中心，在圣马可教堂担当乐正是整个意大利最让人称羡的职位。



    威尼斯的教堂音乐不只是有管风琴，还有唱诗班和弦乐。



    杰苏阿尔蒂教堂今天有巴赫的弦乐演奏会，他们入场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当时演奏的正好就是巴赫那首非常着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此刻教堂外正下着小雨，水磨大理石表面湿漉漉的，走在上面很容易摔倒，有一个一个老妇人用干的海绵把它给擦干了。



    然而没多久，等新的人从外面进来了，地上又是一串脚印，感觉她做的像是无用功。



    波莫娜很快就把注意力从她的身上移走了。



    这首曲子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声音，她可不想错过。



    巴洛克风格也很豪华，和洛克克风格很相近，不过巴洛克的花纹要大气一些。



    在这个华丽的多明我教会的教堂里听这个音乐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如果不是蜜月快要结束了，她心情会更好。



    复活节假期正好碰上满月，他们又要回去对付狼人了。



    如果没有乌姆里奇的狼人法案，狼人不至于被逼的没有活路，或许也不会有那么多芬里尔的追随者。



    到目前为止被狼人咬了还是绝症，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狼毒药剂也只是缓解一下变身时的伤害，并且价格非常昂贵。



    抄乐谱求生这件事只存在于法国和德语国家，威尼斯一直都是音乐印刷的中心。



    手抄的速度绝对比不上印刷的速度，作曲家也需要宣传自己的作品。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的音乐开始注重音乐的曲调，而非故事和内容，现在的音乐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歌词配上朗朗上口的歌曲，只要调子好听就有人听。



    这是每个人的喜好，莉莉也赶流行一样喜欢过披头士，波莫娜对音乐没什么特别要求，哪怕是流行音乐，只要不是那种鼓点强烈的摇滚她也可以接受。



    时代在不断变化，总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人会被淘汰，乐谱打印机代替了手抄，喷墨打印机代替了机械打印机，那些手稿和打印机现在都被放在博物馆里展览，也许有朝一日喷墨打印机也会成为它们的邻居。



    追时髦是完全没必要的，莉莉也跟风一样“喜欢”了披头士一段时间，进入魔法学校后她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其实是魔法、魔药和烹饪。



    陷入群体效应中的人，哪怕是艾萨克·牛顿也会变得“愚蠢”，他在南海泡沫里也输了不少钱，只有离开那些非理性的人群，或许脑子才能恢复清醒。



    “1523年的六月，伦敦有占星术师预言1534年2月泰晤士河会将伦敦淹没，当时有很多盲从者听信了这个谣言，有几万人离开了这个注定被毁灭的地方。”在帕特里夏的占卜课教室里，她一边用那奇怪的抑扬顿挫的腔调一边说“麻瓜喜欢盲从，尤其是预言，后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泰晤士河没有淹没伦敦，愤怒的人群打算杀了那个占星师，后来他灵机一动，说他少算了一百年，世界末日预言往往最能调动人们的注意力，从公元前684年的古罗马人的灭亡预言开始，到达现今这个年代，地球上已经出现的有关末日论预言高达160多次，这类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编故事，观察这些言论，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同的职业对于末日论有着不同的职业看法，1530年的那个占卜师以为自己是埃及祭祀，泰晤士河是尼罗河，会随着天狼星升起而泛滥……”



    有不少女孩发出窃笑，男孩们则对“天狼星”这个词非常不屑，嘴瞥得都歪了。



    在中世纪猎巫时期，多明我教会也是用的世界末日说在瑞士山区进行传教的，那些宣称要消除愚昧的宣教士却到处散布恐慌，最终村民们被吓得六神无主，只能修士们说什么就干什么。



    恐吓会让一部分人抵抗，但更多的人则选择服从，比如妈妈会恐吓孩子，你不努力读书，以后怎么生存？



    社会的职业很多，不一定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一个贡多拉船夫的月收入还比一个工程师多呢。



    多读书不一定会多挣钱，zodiac挣钱估计不多，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偏激了，得到社会认同后，就算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感情生活他都没有得到关注和承认，他就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报复社会了。



    在黄道带岛上的事件，当时的“刽子手”穿的是黑衣服，带着的是黑头套，古代的刽子手其实穿的是红衣服居多。罗马的犯罪博物馆里就有一件官方认可的刽子手马西莫·蒂塔穿过的衣服，他据说在1796年到1865年处决了500多人。



    那红衣的颜色和红衣主教是一样的，只是红衣主教代表的是自己的血，刽子手的衣服的血是别人的，都是人的血液，即便那个被杀的人是“罪人”。



    恐吓比循循善诱要简单多了，传教士和牧师动不动就说末日审判，不做“义人”就要下地狱，信徒们信以为真，就干出了很多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行为。



    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封建王权政府是老迈腐朽、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是年轻廉洁、效率很高的。



    这恰好就是一种误解。



    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王权体制政府是极度具有活力的，它能积极得主导其他人的意志，所有的一切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欧洲的国王远不如中国皇帝干得好，秦始皇修建长城，汉武帝攻打匈奴，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远征高句丽，就连杨玉环想吃荔枝这种事也被唐玄宗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成功了。



    埃及的法老修建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些无一不是王权下的产物。



    如果王权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公众利益，那他就是明君，唐玄宗前期开创的开元盛世就是例子，如果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比如滥用八百里加急运送荔枝，以及修华清池等举动，政权的不断运作给人民带来的反而是害处，劳命伤财。



    国王的意志就是圣旨，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解决。



    民主制度是反过来的，执政党想干一件工程，在野党就拼命诋毁当他们干不下去，摩西计划讨论了二三十年才动工，威尼斯照样年年被水淹，反正政客们在罗马，淹水淹不到他们。



    如果说神学是讨论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他们则是为了针尖大的问题争吵不休，该干的事一样没干，反倒是为了钱的问题吵个没完。



    君权想到的是男性，民主就像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女人，如果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天知道英美什么时候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政客们吵完了，**已经占领欧洲了。



    君权需要绝对权威，教会则负责驯养羔羊一样的子民，让他们听从国王的话，国王给教会各种各样的特权，同时路易十四、十五这样的皇帝通过奢侈来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他国家做不到法国国王那么奢华，他们学习法国的生活方式，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



    只是贵族的这种生活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法国普通平民营养不良基础上的。



    平民饥肠辘辘，贵族和教会还在大摆宴席，饥饿的人是愤怒的人，愤怒的人是没有理智的，覆巢之下没有完卵，陷入那种乱局中不论是贵妇人还是乡下女人，乃至皇帝和农夫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



    改朝换代没那么慢，像风驰电掣一样，很快就结束了，昔日的贵胄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人头落地，而那些“穷鬼”无套裤汉成了“新贵”。



    有很多人在云里雾里就失去了一切，致死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沦落到这个下场。



    但是他隐约能感觉到，这和自己的奢侈浪费有关，而这正好就是卢梭攻击和抨击贵族的论点。



    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无疑是最伟大的，却是极不稳固的，一旦这种爱失去了，就会被那些曾经仰望着他们的平民推倒在地。



    和动脑筋相比，用心去“爱”应该是更简单的了，放着简单的路不走，非要走复杂的。



    男人娶妻往往是选择自己的心里投射，压抑自己女性特质的男人，最后娶的女人往往是自己的缺点。



    “该死。”她低咒着说。



    “怎么了？”西弗勒斯问。



    “我找不到那种全身投入音乐的感觉了。”她哭丧着脸说。



    “我也一样。”老蝙蝠毫无坐相得说“这音乐有什么好听的。”



    她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感觉乐手们并没有全情投入，没有西弗勒斯在科尔纳罗凉亭表演的小夜曲那么有感染力，只是他们的技巧很高超掩盖了这一点。



    “你也去试试。”她怂恿道“你不是有那把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么？”



    “你怎么知道那是帕格尼尼的？”西弗勒斯问“它的主人们明明是六个无名之辈。”



    她怒视着他。



    为什么他总那么不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