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和美国开战以前，曾经撤走了一部分日侨，然而加入了美国国籍的日裔却被留在了美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个政令，在西海岸设立“军事区”，所有在限制区域的日裔全部都要迁入位于内陆的“安置中心”里。

    那并不是集中营一样的地方，理论上。

    当时有九成的日裔居住在西海岸，其中还有7万在美国出生的公民。

    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是忠诚于美国的，“当地人”依旧对他们存在敌意，包括总统在内都担心他们会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

    为了避免这些信仰天皇的日裔破坏和侦查美国的军事和重要工业，由军队负责驱逐在重要军事设施附近的日裔美国人。

    这些设置在内陆的“军事区”和犹太人定居点一样有宵禁，但条件比华沙的犹太人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日裔是变相被保护起来的，非受限制区域的日裔反而要担心同事、邻居乃至给自己送报纸的报童的攻击。

    加利福利亚、华盛顿、新奥尔良的日裔立刻动身前往位于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州的安置营，但有一个居住在加州圣莱安德罗市的日裔美国人松丰三郎却拒绝执行命令。

    然后他就被逮捕了。

    松丰三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针对的就是驱逐令和再安置令的合宪性——军队对特定人群的暂时驱逐是否是种族歧视。

    在驱逐令执行的调查中，有一批日裔确认对日本效忠，有一部分人拒绝对美国无条件效忠，并拒绝向日本天皇效忠，还有一部分被驱逐人员要求回到日本。

    战争会造成很多困难，困难时期要大家一起克服，最终最高法以松丰三郎违抗驱逐令有罪，维持了原审判决。

    这份判决结果证明，当国家处于恐慌时，种族歧视抗议也要靠边站，与这个案子一起审理的还有平林案，这个日裔违反的是宵禁令，日裔美国人必须在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以前呆在家里，避免参与间谍和破坏活动。

    松丰三郎出生于美国，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人，宪法规定出生地原则让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没有任何指控可以证明他不忠于美国。

    战争是所有痛苦的集合，所有公民，无论是否是军队人士都遭到了影响，公民身份既有权力也有义务。

    然而即便是战争结束了，美国内部依旧排挤日本人，美国与日本国家层面上是盟友，但是有很多美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者自己就曾经参加战争，他们对日裔非常不友好。

    那些迁入了安置点的日裔也过得战战兢兢，营区内的日本人来自各个阶层，也包含妇女与小孩，除了肤色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奥斯维辛有焚尸炉，安置营没有，他们有足够的食物来源，成人在营区内工作、小孩则可以上学，不定期可以有些休闲娱乐。

    但是胆敢逃跑就会射杀，因此大多数人即使不满国家对他们的安排，还是按照规矩服从命令。

    日本移民与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放弃财产，到了1943年，由于美国考虑要对日裔美国人征兵组成一支特殊的军队，WRA便以战争的考虑给予这些日裔美国人进行一份“忠诚问卷”，以测试日裔美国人究竟忠于哪个祖国，美国或者日本。

    面对这样的问卷，许多日裔美国人不只感到困惑，甚至是愤怒。有部分以年轻男性为主的群体，在这两个关键问题都选择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被戏称为“说不男孩”，并被冠上“不忠诚”的名号。

    罗斯福的将军德威特就曾经说：日本佬终究是日本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日裔美国人陆续争取国家赔偿与诉讼，美国政府也陆续补偿一些当时被无故关进拘留营的日裔美国人。

    但钱赔了，该歧视照样歧视，亚洲人普遍都非常好学，成绩比其他人种好，“当地人”认为美国的好高中，好大学都被亚裔占领了。

    子女不是全A的成绩，亚裔父母会觉得很没面子，这使得得了B的普通白人小孩成了班里倒数几名。

    但是常青藤名校招收新生是有比例的，学校有1000人的名额，规定亚裔只能有20就是200个人，而白人有70就是700人，也就是说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亚裔学生，他的成绩全A，他有可能落榜，而一个没他那么努力的白人青年则可以轻松进入沃顿商学院这样的名校，除非亚裔的父母用钱买名额。

    在美国有个词叫做“Baboo ceilg”，就是指一种无形的墙，Baboo跟亚洲有关。在美国的企业里许多亚洲人都在底层，少许在中层，高层领导就基本没有了。

    男孩子的竞争如此激烈，何况是女孩。

    日本的传统教育是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她不需要读书读得很好，反正她是要嫁人的。

    而西式教育则是男女平等，中村雪不甘心将自己的学历当成相亲资料上的附加值，有科学资料显示，一个聪明的妈妈生的儿子也是很聪明的，于是她来到帕多瓦大学，当医学交换生。

    美国文化有很多“励志”的故事，仿佛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没错，有些亚裔可以拿到美国好的职业，比如律师，但是大家都知道，亚裔是苦力，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要能吃苦耐劳，所以律师楼里亚裔律师做最辛苦的话。

    白人律师只做最重要的活，他们是“quarterback”，也有少数亚裔逆袭的，但那是非常稀有的情况，类似摩西分红海一样的奇迹，再不然就是他的父母家里的背景可以利用，光靠苦读是不能冲破那层Baboo ceilg的。

    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并得到认可是一件不易的事，由此让一部分亚裔学生产生了如果自己不是黄种人就好的认知错误。

    这就和加入兄弟会都会被恶整，被整得越惨越忠心是一样的道理。

    医学界的情况和律师事务所有一定差别，男性外科医生是医院的“国王”，他们都是超级明星，女医生如果技术过硬会被他们认可，其他人则全部被他们无视。

    他们对护士的态度非常恶劣，虽然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大好人，毕竟他们偶经常预定寿司请大家吃。

    有一种效应叫米尔格拉姆服从权威范式，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1963年，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和寄出许多邮递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但实验结果是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

    在真实的世界里，护士是否会拒绝不认识的医生下的命令呢？

    1966年时做了这个实验，22名护士分别接到了一名不认识的医生和电话，要求他们立即给病人服一种药物，这种药物的名字非常专业，非医学专业人士是不会知道的，但是这种药有致死率，而“医生”让护士给的剂量是最高剂量的两倍。

    12个护士里10个表示会拒绝这个“无理要求”，然而在情景中，22个护士21个都选择服从命令，只有1个人拒绝执行，而那21个护士如果不是因为有人阻止，她们会把药灌进病人的嘴里，事实上当实验人员阻止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分药了。

    在中村雪离开美国前，曾经发生了一件让人恶心的恶作剧，有一个假扮警察的人，给快餐店的经理打电话，让他去搜查餐馆里的年轻女员工，因为他怀疑她们的身上涉嫌藏有赃物。

    这些经理盲目得相信了电话里“警察”说的话，把她们带到了后面的房间里，脱光她们的衣服，彻底搜查所谓的赃物，后来虐待升级成了性侵，这种不在场权威的影响力诱使数十人违反了法律、公司制度以及自己的良知，这其中还有一个女经理，她不知道被“警察”怎么操控的，居然让自己的男助理对女员工用性侵的方式“逼供”，后来还来了一个来送食材的司机，“警察”让司机也性侵那个女店员，但司机却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他的学历不高，要是有高学历也不会做司机了。

    但他就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津巴多的未婚妻一样，是个外来者，他没有陷入那样的“情景”中，并且他还是个有良知和道德的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正因为该有所作为的人不作为，本该关心的人无动于衷，在正义最需要他们发声的时候旁观者哑然无声，邪恶才会占据上风，我不想保持沉默，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中村雪说完，喝了一口无糖的咖啡，自信得微笑着“你听说过神经症这个病么？”

    “没有。”波莫娜回答。

    “神经症并不是真的神经疾病，哦，我都忘了，有人做过一个群体知觉实验，当人选择从众行为的时候，负责视觉和空间感知力的右侧顶脑沟里的活动增加了，前脑则没有任何反应，这一个区域负责处理冲突、计划和其他高级情绪，而独断专行的时候则反过来，右脑杏仁核区被激活，这一部分负责管理情绪，抗拒执行命令和独裁者会引起这一区域反应……”

    “你刚才说神经症来着，医生。”波莫娜捧着自己的咖啡打断了雪的滔滔不绝。

    “那并不是真的神经病，而是情绪对神经的作用，在美国要是一个姑娘不想和自己的上司协调一致，她就会被当成神经症患者。”

    “美国不是鼓励争论么？”波莫娜吃惊得说。

    “你在美国生活过？”雪问。

    “不。”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不是用脑沟思考的护士，但是当我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别人要说我神经症犯了，我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在我真的有神经症之前。”

    “你玩笑的笑点真难找到。”波莫娜说。

    “我很高兴你意识到这是一个玩笑，琳达。”雪用自己的咖啡杯和她的碰了一下，就像在干杯“我的一个亲戚为了安全着想，给自己取了个英语名字汤姆，我挺喜欢自己的日语名字，但在公共场合我不怎么用，因为他们发‘中村’这个音的时候舌头快打结了，你可以叫我Yuki。”

    “那是因为我没有乳沟。”波莫娜恶劣得笑着“显然你也没有。”

    “我倒想要乳沟，猜猜那个时候男人那个地方的脑域被激活？”

    波莫娜摇头看着她。

    中村雪保证没有注意到自己这么说的话多伤人心。

    “乳沟是一项财富，它甚至比美貌还重要，因为它更能引起男性的注意。”

    “它能帮你过博士论文么？”波莫娜不耐烦地说，她觉得自己起了一个坏的话头。

    中村雪暧昧得笑着，双眼看起来像伏见稻荷大社的狐狸。

    不想蹭热度，今天是512南丁格尔日

    当时我所在的地方和真正的灾区比只是受到一点波及，或许是因为真的胆子小，我们不敢在房子里住，只敢在空旷的地方睡觉，一晚上被蚊子折磨得焦虑不安，后来我们学校收容了一些灾区的学生，她们的教学楼垮了，万幸没有死伤，我们什么都没说，住了一夜她们就走了，她们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在震后一年多时间里，稍微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会惊醒，因为当时我就在睡午觉，大学里谁没旷课呢？

    多年以后我路过汶川进藏区，一路所见让我感觉到畏惧。

    很难想象当时的人是怎么挖出一条路进去的

    我也不是什么公知，只是一个搬砖的写手，尽力码好每一块砖，建起一座牢固的房子，因为出事后我一直在想，要是房子能修结实点就好了 w ,请牢记:,免费最快更新无防盗无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