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好像同学们都在为毕业分配四处活动，找人找关系。我们宿舍的魏志鲁，他的在部队当兵的哥哥给了他两千块钱，准备找关系用。我们同校政治系的一个老乡，回家的时候见临村一家办丧事很气派，省里、县里、镇里都开着轿车参加丧事。他一打听，才知道那家有一个在中央组织部任科长的。于是他就到了北京，背了两个西瓜，找到那个人。那人就给他写了张纸条。他拿着那张纸条到了省组织部。省组织部的人就打电话给济宁地区的组织部。他于是就去济宁地区的组织部。结果济宁地区的组织部把他分配到济宁市委党校。

    对于我来说，家里没有什么能行的人，也没有在外工作的亲戚。我该怎么办呢。就怕分配到农村中学，这是最担心的，在1991年，城乡差别还很大，农村的人难得有带着户口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我们这些大学生好多是从农村考上的，考上大学的时候，户口就从农村迁到了大学。脱离了农村了，谁还想再被分配回去呢。我们山东师范大学是山东省最好的师范大学，好歹也是个本科生。91年社会上很缺大学生。本科还是很被人看得起的学历。按常理、按逻辑、还是凭往年的分配情况，山东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是不会分配到农村去的。但听说也有万一的情况，这次学潮会不会影响分配呢。我曾经在学潮后的教育学生班会上，当着系书记的面给讲话的女辅导员拍屁股表示不满过,弄得辅导员哭了,系书记发了火。想到这我不禁害怕起来。

    我想到了我们初中的班主任边老师，听说他从我们张庄镇的初中调进了邹县县城的邹县技工学校。他一定找到了某个关系才调成工作的。

    1990年暑假，也就是在我将要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买了几斤苹果，找到了边老师的家。我曾经是初中年级每次考试的第一名，当了三年的班长，是他最好的学生。他见了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一会话。我问边老师：“如果我被分配到农村，您能找人再调到城里吗？”他说到时候再说吧。

    1991年四月，我在山师听说我们高中母校的校长刘洪恩来山师招老师了，他见了其他邹县的将要毕业的学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见我。我于是就写信给刘洪恩校长，表达我想去母校工作的意愿。后来我还亲自到邹县的母校找到刘洪恩，他说我记下你的名字吧。后来,山师老乡马明问我的毕业去向。我说想去一中母校。他说他舅舅与刘洪恩关系不错，而且刘洪恩也认识马明。我就拜托马明再给刘洪恩校长说说。后来，马明说：“刘校长让你给他写封信。”我说我写过信了呀。于是我没有再写信。

    等到我去邹城市教育局拿分配通知书的时候,拿到通知书一看,上面写着让我到邹城市三中报到,我的头顿时蒙了。三中在北宿镇。还是分配到了农村呀！我的心情就一直郁闷了。我于是又买了一箱子苹果去找边老师，边老师说我给你问问。等了一段时间。边老师说，分配下去就不好再弄了。说这话时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背对着我说。听说他是认识教育局人事科的科长的呀。我坐在那里，身体瘫了一样。一会就见边老师踢了他三岁的儿子建雪一脚。建雪就哭了。边老师的对象下来楼，抱起建雪，惊讶地看着边老师。我就起身告辞了。

    边老师说,办这样的事情,要么有打腰的人,要么就拼钱送礼。这两样我都没有。

    后来就想起了老家对门在输油管道当医生的李家大哥，听说他老丈人是老红军。于是我就买了两个西瓜去找他，他见到我，说了没有两句话，就到办公室水池处干呕。我想是我糟糕的表情令人作呕吧。他后来领着我去县党校，找到一个党校的人。那人说党校不要人。

    前面说过，当我在三伏的大热天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时，遇见了张鹏两次。她爸爸在教育局任中学教研组组长。问她能帮忙不？她说她爸爸那点小官帮不上忙。

    有几个关系我压根忘记了。一个是张家，当时张百灿任邹县检查院院长，张正田任公安局局长。母亲说，他们俩都与我父亲在邹东山区区队一起抗战打日本。母亲还说，那时侯我父亲任区队长，张正田跟着我父亲当勤务员。当时我没有想到这老关系。而且张百灿三儿媳的娘家在我们村。后来，当我在农村过了一年后，张百灿三儿的小舅子领着我去找他姐夫，他姐夫说他教育局没有认识的人。母亲说想见见张百灿，张百灿的三儿说他爹退了。不让见，给挡了。另外一个关系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胡勇，她爸爸可是副县长，而且分管教育。当我在农村过了六年后，我才在李旭的提醒下找到胡勇。是她父亲把我调进城。还有一个关系，那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赵小元。她的爸爸是兖矿集团的董事长。

    我就这样的命，一切都耽误了。直到我2002年发病住了几次精神病院后，才结婚生女，才算安定下来。结婚时候我已经四十四岁。

    再说我1991年毕业的那个暑假来回折腾了几次没有结果之后，无奈之下我去三中报到。同去报到的还有我高中兼大学同学秦晓东。他也很是苦恼。

    在三中上班我和秦晓东怎么觉得那不是呆的地方。考上大学那会，村里都说我出息了，寄予了很高的厚望。没想到结果是这样。我想去深圳，家里反对。我姐夫说你还去台湾呢。秦晓东说考研究生吧，考上研究生再分配比这好。于是我俩就打算买书学习。我打算考法律专业的。是有这个打算了，但是没有很快去买有关的书。

    在三中上班我没有去过办公室，都是在宿舍备课。星期天常不回家。因为离家七八十里路，来回一趟要一百五六十里，骑着我大学时候的那辆已经破旧的自行车能累死人。当星期天，别的宿舍的人都走光以后，我倍感孤独、凄凉和悲哀。我就常去镇上的录像厅看录像，都是武打片枪战片，看了有几百部。

    再一个就是看书，看《百年孤独》，看美国作家写的《兔子跑吧》、《兔子回家》、《兔子富了》和《兔子安息》。觉得自己也有积累的令一种百年的孤独，个人的孤独。又觉得自己也象兔子，也该跑，跑去深圳。

    当然我也在大学积累了一些书。诗集方面的偏多。都熟读了，就去镇上的一个借书的地方去借。打发时光。

    我觉得在三中虽然对象也许不难找,但是理想的对象应该难找。于是我想到了乔杰，决定自己去青岛找她。当然，我去了济南山东旅行社找了董晓春一次，这个前面说了。我总结地想了想，觉得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象对乔杰那样来电的感觉，这个也许董晓春感觉到了，女人的心很细，尤其在感觉上，尤其在爱情方面。她也许是宁愿找一个爱她的，也不找一个不怎么爱她的。正象她写给我的信中说的：“我们还是象以前那样做朋友吧，淡淡的友谊也会地久天长，如果你愿意。或者你现在很讨厌我，以至永远不再想见我，那也没关系，因为那只是我的奢望。”

    我决定去找乔杰。我去校长那里请假,校长说有信心吗,我说不一定,校长说那就完了。我不知道完没完，我是执意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