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高崎忙着装修他的聚香坊的时候，孙继超也回到了唐城量具，开始了他的改革。

    唐城量具的全称叫唐城工模量具厂，孙继超、高崎和陶洁原来工作的这个分厂，是生产模具的，就叫模具分厂。

    全分厂又分了三个车间。最南面靠着通唐城公路的这个车间，是一车间，也叫锻压车间。里面有七八台空气锤，从七百五十公斤的，一直到最大两吨的不等。

    锻压车间后面的两排工房，是热处理和电镀车间，也叫二车间。

    前面的工房里，放了四台大小不一的热处理电炉，一边还有三台井式渗氮炉。剩下的，就是几个分别装了油、水和石灰的淬火、防氧化回火保温池。

    后面那个工房，则是放了几排电镀水槽的电镀车间。

    整个分厂的最后面，才是孙继超担任过调度的机加车间，也叫三车间。车钳铣刨磨钻各类机加设备和机加工种，就都放在这里。

    这个工房也特别大，长度是前面那三排工房的两倍多。

    整个模具分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最鼎盛的时候，有四百多号工人。如今，连辞职带下岗，已经走掉了一多半，全分厂已经不足一百五十号人了。

    就是这一百五十号人，分厂也养不起。像前面的锻压和热处理、电镀车间，都是高耗能设备。分厂没有太多的活干，为一两件活开动设备，消耗远远大于产出，不值得，还不如委托到其他单位干省钱。

    开工率严重不足，这两个车间的工人，平均一月连二百块钱都挣不上，基本就不上班。

    啥时候碰到有大批量的活，分厂再去通知大家上班。没活的时候，大家也只好自谋生路。

    常年有活干的，只有后面的机加车间这七八十号人。而这些人，也不是人人都有活干。

    像一些高精度加工机床，现在社会上都是只讲效益不讲质量的粗制滥造产品，用不上精加工机床。而精加工机床干粗活得不偿失，这些设备上的工人，也没有多少活干，情况和前面两个车间里的工人差不多。

    如此算下来，整个模具分厂的开工率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的工人都在家里闲着，拿不到几个工资，只能自谋生路。

    整个唐城量具，除了制造量具的三个分厂，还能勉强给工人发工资以外，其他分厂，情况大致和模具分厂差不多，形式十分严峻，基本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这样的工厂，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希望。高崎说把设备卖了，改海鲜市场，不是没有道理。

    刘群生之所以把着分厂的大权不放，不是他还想好好管理这个分厂，设法让它盈利，更不是能从分厂里榨出多少油水，而是分厂这个名头，有利用价值。

    分厂是二级法人，有对外开发票的权利。另外，像唐城量具这种单位，不伸手问国家要钱就已经不错了，压根儿也不会给国家缴税。

    刘群生就自己偷偷弄个工厂，也不用去注册缴税。他打着分厂的名义弄来了活，在自己的工厂里干了，再从分厂里开发票出来，自己不用交税不说，连增值税都省了。

    他这么干，每年只省下的税款，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唐城量具在外面偷偷开工厂的干部，也绝对不仅仅是刘群生一个。

    这挖工厂墙角的门道，工人们不太明白，孙继超是明白的。他想方设法把刘群生从厂长位置上给弄下来，就是要堵死这个漏洞，不让刘群生这样把分厂的资产，通过这种形式，慢慢转化为自己的私人财产。

    资产好多都是无形的。分厂享受到的免税政策，就是一种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工人们得不到，却被刘群生据为己有，这就是不公平。

    虽然高崎并没有食言，把刘群生做的那些坏事给捅出去，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群生和薛雪的事情，还是在唐城量具传的沸沸扬扬。

    刘群生在总厂压力之下，不得不交出权力，调到其他分厂去。

    他这回闹的这个动静太大，影响过于恶劣，到其他分厂就不能再当一把手。就是副手，也没有人敢用他。

    没有了厂长的绝对权力，他钻工厂漏洞，挖工厂墙角的法子也就失灵了。

    他私下里也盘算了一下。再想着起来重新掌握权力，不知又要花多少钱，等多长时间？算半天，觉得不划算，干脆就辞职不干，自己把工厂注册了，正儿八经搞他的工厂去了。

    厂长负责制造成的漏洞过于大了。唐城量具走向没落，于这制度滋养出来一大群刘群生这种厂长，有着绝对的关系。

    曹副主任通过高崎，掌握的就是有真凭实据的，刘群生的犯罪证据了，不像孙继超和那些退休工人那样，凭着捕风捉影去告状，那个没有用。

    只要曹副主任敢把手里的证据捅出来，刘群生肯定要完。

    刘群生完了不打紧，关键是他完了，不见得就是他一个人完。他进去了，万一说出点什么不该说的东西来，完的恐怕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问题。

    曹副主任好像对这一点十分熟悉。所以，他可以凭着高崎提供的证据，让唐城量具害怕，答应他提出来的要求。

    这个较量的结果，就是唐城量具同意把模具分厂交给孙继超来承包。

    可以说，没有曹副主任洞悉一切的眼光，孙继超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孙继超也并不像高崎想的那样，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工人再不是企业的主人。

    他在工厂里待了十几年，又处在领导岗位上，亲眼目睹这工厂在一天天走向末路，日思夜想着如何来改变这种局面，还是积累了一定经验的。

    以他为代表，加上那三个退休工人，还有分厂里的几个干部，和总厂签了承包合同之后，孙继超第一个急着做的事情，就是立刻回到分厂财务室，冻结所有的账目，开始查账。

    一笔糊涂账。

    采购、报销、公务支出，这些东西想要查明白，三年都做不到。

    就算查明白了又怎么样，还能把所有人都交到法律机关给办了？

    孙继超要查的，不是这个，而是谁还欠着分厂的钱，设法去追回来。

    仅仅是这样，管采购的也受不了。不仅他受不了，几个分厂干部，从书记到副厂长也受不了。

    谁都没有想到，刘群生倒台会这么快。他们借分厂的钱，都还没来得及填平窟窿，孙继超就把账给封了。

    如何借钱，如何利用报销把借的钱平了，这个牵扯到太多的专业知识，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

    但是，领导干部借钱靠发票平账，这个是在分厂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一回，孙继超动作太快，让他们根本来不及做账。

    他先把在分厂里欠钱的几个干部召集起来，给他们开了一个小会。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喝工人的血！”

    会上，他没有给任何人留情面。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去偷我都不管。一月之内，把账给我平了！发票我不认，就认钱！

    你说你拿钱给分厂买了东西了，买的东西在哪里？入库我要入库凭据，库里没有东西，我要出库领用凭据，没有领用凭据，谁给你出的入库凭据，谁负责把钱给我拿来！”

    这雷厉风行的一击，恰中要害而又大快人心。

    分厂最大的债主，不出所料，就是原分厂厂长刘群生，手里的总欠账就有十几万。

    孙继超单枪匹马，直接去刘群生的厂里找他。

    不给不要紧，今天你不给，明天我就让高崎来找你要！

    刘群生听见高崎的名字，下面就有尿意。

    高崎那帮人，就是一群土匪，敢拿猎枪顶他脑袋啊！

    没有办法，东拼西凑，还了七八万，剩下的就全是账，人家欠他的账。

    那个时代，欠账是一种常态。

    孙继超就拿了那些账据，来求高崎。

    这可是分厂工人的血汗钱！

    这一回，高崎没有拒绝，带齐了八大金刚，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给把账要回来。

    要账的费用，高崎自己出了。总不能让赵迷糊他们，白给他出力气。

    总共八万多的账，高崎他们八个人，只要回来六万多，这已经十分不易了。换了别人，恐怕一分钱都要不回来。

    剩下的两万块钱，高崎自己拿钱垫上了。要回来六万，他给孙继超的，却是八万。

    高崎有那堆银元，现在估计价值上亿了，也并不在乎多出这几个钱。

    他出这个钱，也不是冲着这是分厂工人的血汗钱。他冲的，是孙继超的人品。

    他自问没有孙继超的品德。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他会首先选择个人利益。

    在他心里，不管是谁的利益，都没有陶洁重要。在确保陶洁活的幸福的情况下，他才能考虑外人的利益。

    但他佩服孙继超。只要他能够为孙继超做到的，他都肯为他做。

    至于那些分厂的工人，除了几个说的过去的朋友，他对他们没什么感觉。

    记得上一世的时候，那个车间的润滑工肇欣桐，平时看着一副和气老实的样子，心眼儿却着实的歹毒。

    有一回，高崎没钱买酒了，就从车间废料池里拿了几块废铁，放进随身带着的皮工具包里，拿到厂外的废品收购站里，卖了换酒喝。

    那时候，厂里乱糟糟的，工人们偷点东西出去卖，也是常事儿。

    高崎拿废铁的时候，让肇欣桐给看见了，他直接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把高崎给告了。

    正赶上派出所换了新所长，不认识高崎。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派出所过来两个民警，把高崎给铐上，带派出所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