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荆宜被连队推荐到团里参加“十佳思想工作骨干”的评选，结果他走了“狗屎运”，被眼光独到的领导和评委们给慧眼识珠般选上了。

    从天而降的荣誉，让他受宠若惊。

    和去年打完演习回来被评为“xx五号演习十佳义务兵”一样，他觉得自己有些德不配位。

    团政治处要求连队给当事人交上一份字数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事迹报告”，并特别指出这批被选上的“十佳思想骨干”，大概率会作为先进典型，在团俱乐部给全团官兵作报告和宣讲。

    关于那份事迹报告，指导员姚江生把梁荆宜喊到连部，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考，这算是太相信我的个人实力，还是另有其它的原因呢？梁荆宜琢磨着。

    要知道以前但凡连队需要应付上级的文字材料，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文书或是干部们操刀的。

    毕竟这两类人，属于是专业玩笔杆子的，他们处理起文字来，那是妥妥的有感觉。记得九八年年尾至九九年年初的那段时间，全团去闽粤交界处参加“hg军用光缆施工”，三师兄蒋古日因为当着团长的面，跳水排除故障给力，被团里记三等功一次的事迹报告，虽说是像“压担子“一样甩给了梁荆宜操刀，但后面还不是由排长钭星宇又加工润色了的。

    可指导员让他写自己，这不是自吹自擂嘛！想一想就令人挺难为情的，但领导既然开口说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服从命令。

    受领这个任务写到一半后，他想啊，要是王威国没有出去参加专业集训就好了，这样的话，自己不就可以让王威国代劳了。

    不说让这小子全部代劳嘛，最起码加加工，或者是润个色什么的，总还是可以的吧！

    仅过了一天，瞌睡遇到枕头的事，它居然还真的发生了。

    这天是星期日，部队法定的休息时间，在火箭炮营侦察集训队的王威国是上午九点回的连队。

    集训队周日休息那是全天，而连队的周日休息才只有半天而已，因为连队下午还得安排时间搞生产和修整那条任你修来修去，仍然没完没了的环团公路。

    今天王威国之所以独自一个人回来，那是因为他昨天下午接到了文书张鹏永的电话。

    张鹏永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封从甘肃兰州寄过来的挂号信是他的，并且那信封上注明的落款单位有点“吓人”，是大名鼎鼎的“读者杂志社”。

    “读者杂志社”这可是中国当时纸质刊物里面，处于最顶级、最畅销的金字塔塔尖级别的单位。

    当张鹏永告诉他是“读者杂志社”寄过来的信时，这货心里那叫一个激动。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是不是“退稿信”，但这个时候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一心只往好的方面想。

    他在电话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班长”之类的话，人家张鹏永在收下一大串的“感谢”后，笑嘻嘻地扔给他两个字——老乡。

    他顿时领悟过来了，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自己来封信都能第一时间接到连队文书亲自打来的电话，如果不是因为有老乡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换作是别的新兵蛋子，谁才会管你是那路神仙寄来的信呢！

    既然回到连队了，自然得去连部报个到，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也算是战士必须要做到的礼节礼貌。

    连长姜子军去了三楼副连长朱金陵的宿舍下象棋，那副象棋还是前任副连长余辉斯留下来的。

    部队的干部们总是带头用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来诠释着什么叫做“勤俭节约”，什么叫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两方面传承。

    而指导员姚江生伏在办公桌上，正埋头奋笔疾书写着什么。

    作为指导员，他每天都得完成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仅是纪录本，就有两三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嘛，也就预示着必须用不同的文风写。

    这也是他晚晚加班到深夜的一个原因所在，这种情况也是基层连队的一个“通病”。上级领导一直在强调要给基层连队“减负”，但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个“负”啊，却一直减不下来。

    门外响起了“报告”声，他在说“请进”的同时，抬头一瞧，见是侦察班的王威国，脸上立马掠过一丝丝疑惑的表情。

    也是的，在一般情况下，专业集训队的人在没有得到连队统一的通知下，节假日那是极少私自回连队的。这新兵蛋子单枪匹马回来，莫非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向连队汇报？

    两秒后，他脸上迅速恢复到正常神态。

    问了才知道，这新兵蛋子哪里是向他汇报什么重要的事情，人家是专程回连队取信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讯手段简单匮乏且有限，虽说不至于远距离的交流沟通靠吼，近距离的安全保障靠狗，但收到一封信后，自个内心的喜悦之情，无疑可以媲美如今中了一张三千块钱的小彩票。

    当然了，广交笔友的那种人除外。

    信是姚江生喊文书张鹏永送到连部的。

    指导员嘛，脑瓜子里面始终装着“如何把握连队战士的思想脉膊”这么一个思考，所以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肯定是要利用一下的。

    年轻人有虚荣心，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王威国接过的那封挂号信信封很大不说，且厚厚的，提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这摆明了里面是有“私货”。

    果不其然，拆开来里面是一本二零零一年四月份刚出版的《读者》，翻开书，浓浓的油墨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什么？汇款单！”姚江生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张比巴掌略小的纸张，那纸张上目测有打印的蓝色字体，“二十一块，不错啊小伙子，你靠文字赚钱了。”

    “成功了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的文字被收录到《读者》书里了。”确认这不是“退稿信”的王威国兴奋地张开双臂，正准备给对面的姚江生一个大大的拥抱，突然他的动作又停止了，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瞬间失态。

    “祝贺你！”姚江生把刚刚从地上捡起的汇款单递了过去。

    参加过“京城五十周年大阅兵”的人，什么大阵仗和大场面没见过。

    接过了汇款单，王威国紧紧握住姚江生的右手，用力地摇了又摇，仿佛这个“款”是指导员汇给他的。

    他俩可以说都是搞文字工作的人，只不过一个按部就班的被条条框框桎梏住了大脑，限制住了发挥；而另外一个则是可以天马行空不受约束，由着自己的性子和爱好，随意堆砌和组合文字。

    他俩也可以说是文字的“搬运工”，姚江生的“搬运”，那是日常的工作，是本份；而王威国的“搬运”，有可能一举成名声名鹊起，也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一个不算灿烂的烟花放过之后，就归于长久地沉寂。

    写文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要想始终竞走在文学这条路上，你必须放下一切私心杂念，做个默默无闻的“苦行僧”。

    在接受了一通指导员思想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拷问后，王威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走出了连部。

    他得去向新兵班长报喜，元旦节寄信当天，他和梁荆宜有个私下约定：如果投稿给《读者》的文章被发表录用的话，有稿费了，他是要请客的。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口钉，他得说话算话呀！

    梁荆宜没让他请客，才二十一块钱，能请什么客嘛，两瓶可乐，两袋花生瓜子，也就所剩无几了。

    再说王威国本身在新兵连期间，那都是节俭得要死要活的，让他请客，梁荆宜是万万不会的。

    元旦那次，不过是俩人之间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心意领了，其它的就算了吧！

    王威国则是当着梁荆宜的面，继续放出“缩小版”的豪言。

    以前在新兵连时，这货放“卫星”说，要成为一名军旅畅销书作家，现在他改成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报道员，就像连队副指导员刘河爱一样，凭着一支笔，仅仅在炮兵团四年的时间里，就整两个金灿灿的三等功挂在了胸前。

    梁荆宜一边对他的豪言表示夸赞，一边捎带着问他的专业学得怎么样了？

    谁知说起专业，这货马上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蔫而吧叽的，原因无它，侦察专业他不感兴趣，平时的学习和训练，他都是“应付式”的，所以成绩有点“拉胯”，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说，侦察班四个同年兵，陈德俊、王章燃、朱辉志和他，其中陈德俊和他学的是侦察，王章燃和朱辉志学的是计算，他是四个人里面最不受班长郭中华待见的。

    这其中有个人性格和作风养成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也是因为他的训练态度不端正。

    这货在临去集训队时，还和梁荆宜说：我想调到炮排当个简单的炮手。

    “少尼么的自甘坠落！”梁荆宜气得一脚踹在他的屁股墩子上。

    等这货走了看不到人影了，梁荆宜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事找他帮忙呢！

    可惜的是，为时已晚。

    一天后，梁荆宜“自吹自擂式”的事迹报告交到了连部，指导员姚江生笑纳后，也没提出什么宝贵意见，仿佛他很满意似的；

    三天后，在团俱乐部召开表彰大会，团领导对“十佳思想工作骨干”进行了颁奖。

    而事迹报告嘛，就这样在雄壮的进行曲中不了了之了。

    经此一事，梁荆宜算是深有感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领导一句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