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为重，这四个字就基本堵死了陶弘方继续追查事情真相的可能，不过陶弘方也不认为在杭州遇到的这些状况真会影响到海汉的安定。对当事人来说，这些事情的变化方向可能会左右他们的前途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机遇，但对这个正在高速发展的新兴帝国而言，统统都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
陶弘方不是那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他想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之后，便很果断地作出了决定，不去尝试改变那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放下这些“闲事”之后，陶弘方的日子也变得轻松起来，接下来几天便与白乐童结伴而行，前往西湖周边区域考察，寻找适合修建宅邸的地方。
转眼已进入八月，东海大区主办的第一次乡试在即，各地生员已经陆续抵达杭州，让这座城市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客栈都有参考的读书人入住，就连陶弘方等人所住的这处地方也不例外。
他们每日早晚进出，几乎都能遇到带着仆从的读书人前来投宿。这地方住宿价格着实不低，但胜在交通方便，配套设施齐全，所以也还是有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读书人选择在这里落脚。
不过这些读书人大概想象不到，此次乡试的监考官之一居然也住在这地方，而且很可能已经和自己照过面了。要是这消息传出去，只怕白乐童住那间院子的门槛很快就会被踩塌了。
这也得亏白乐童并非本地官员，之前由东海大区管委会对外公布的监考官名单时，他还没被派来杭州参与乡试的筹备工作，所以外界也不知道杭州城外还有这么一位由执委会临时委派过来的监考官。
不过白乐童经历了之前乡试办的风波之后，如今对科举的热情已大为降低，甚至连监考这份差事也兴致缺缺。如果不是考虑到回三亚之后还得有所交代，他大概会主动辞了这差事。
八月初六，白乐童收拾好个人物品，去了城东南的贡院报到。按照一直以来的规矩，考官在初六就要进入考场报到，然后进行封闭式管理，隔绝与外界的联系，直到乡试结束之后才会恢复自由。
不过在闭门之前，考官们还要参加一场名为入帘上马宴的宴席。这场酒宴就相当于是这届乡试开启的一个象征，宴席结束之后，考官们便进入考场，而且阅卷的官员和监考的官员分别安置，乡试结束前都不会再碰面了。
白乐童所学的都是父辈们倾囊相授的各种新学，而此次乡试仍是沿用旧制，考的是四书五经、策问八股，他对于这些领域的学问都不太擅长，所以在此次乡试中只负责监考，而不会参与阅卷批改。
大明时期的乡试极为辛苦，考生要连续参加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初八、十一、十四日进场，但真正应试作答的时段是进入考场的第二天，而出考场则必须要等到第三天才行。
而作为考场的贡院，条件其实极差，每名考生只能分得一个极为狭窄的单间号房。号房的空间十分狭窄简陋，里边的“家具”就只有两块木板，一块放上面当桌子，一块放下面当椅子，晚上将两块木板拼起来当床。考试期间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间号房里，直到考试结束才能出来。
不管是寒门学子还是家财万贯的富二代，在贡院里所面对的考试环境都是一样的。从这一点来说，倒是体现出了科举考试所强调的公平性。
白乐童作为监考官，职责便是不定期地在考场内巡视，检查考生是否有作弊的行为。只是他在此之前便已得知了乡试的内幕，对于这场考试是否能真实有效地选拔人才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所以监考过程中的巡视频率并不高，权当是在应付差事了。
按照旧制，乡试第一场考四书，第二场考五经，第三场则是时政策论，基本都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要考核内容。而白乐童认为，仅仅学习这些旧时的儒学典籍并不能为海汉培训出合格的官员，这也是他早先一直坚持要修改试题方案的原因之一。
但可惜的是他的努力并未得到认同，石迪文为了保证乡试能够平稳进行，否定了他所提出的试题方案。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为了保住提前拿到试题的某些重要人物能在乡试中顺利过关。
不管实情是怎样，总之是大大挫伤了白乐童的积极性。这场考试开始之前，就有一些人确定会金榜题名，而一些不知真相的寒门学子，或许就将被这些人挤掉获得功名的资格。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就能为国家换得更大的利益，这似乎也无可厚非，毕竟举办乡试的目的，就是要选拔能为国效力的优秀人才，谁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谁就该更有资格入选。
连续九天的乡试，不管对考生还是对考官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白乐童还从未像这样被迫禁足这么长的时间，每天只能在贡院里走来走去看别人做题，还不能随意开口说话或是与人交谈，这着实把他憋得很是难受。
当乡试结束之后，得到解脱的不仅是众多在考场里鏖战多日的书生，同样还有苦苦撑到这个时候的监考官们。
白乐童离开考场后根本就顾不上庆祝，直接返回住处，先抓紧时间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就赶紧开始补觉。这些天在贡院的硬板床上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白天就全靠喝茶提神硬撑，精神已经十分萎靡。白乐童让随从守在屋外，拒绝所有的访客打扰，这个时候就算是天要塌下来，他也要先睡个舒服再说了。
白乐童这一觉足足睡了一天一夜，若不是腹中饥饿，他大概还能睡上好几个时辰。进食之后，白乐童自觉已经恢复了七八分，这才洗漱更衣，去见自己的几位同伴。